在所有这些怨言当中，也包括那些主张殖民地独立的“激进派”言论，批评的焦点都是宗主国对殖民地采取的错误政策，比如摊派各种苛捐杂税，比如阻止殖民者向西扩张，抢夺阿萨族人的土地，继而抨击制定这些政策的内阁官僚昏聩无能。

由此不难看出，多数殖民者倾向于认为：皇帝陛下是圣明的，都怪邪恶的大臣蒙蔽了圣听！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每当殖民者自认为受到母国当局不公正的对待，往往在本地议会的支持下，撰写一份“请愿书”，设法呈交皇帝陛下，恳请仁慈贤明的皇帝陛下替殖民地臣民主持公道，撤销不公的政令，惩罚手下那些野蛮的贵族和昏庸的大臣。

直到杰斐逊发表《帝国属海外殖民地权利综述》，第一次撕下这层自欺欺人的面纱，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主是伙同官僚侵害殖民地人民权利的共犯”！

杰斐逊在这本小册子里，严厉斥责帝国君主查理四世对殖民地人民的漠视，并且列出皇帝本人犯下的如下罪状：

“拒绝倾听权益受到侵害的人们的请愿！”

“派驻军队到殖民地城市里镇压合法的抗议示威！”

“禁止殖民地人民越过维穆尔河西进，进行正常的移民活动！”

“出于维护宗主国的利益，默许丑恶的奴隶贸易在殖民地大行其道！”

不仅于此，在这本小册子里，杰斐逊还直言不讳地提出一则令所有深受启蒙思想熏陶的殖民地进步青年为之热血沸腾的“共和主义”宣言：

“我们起来反对一位昏庸的君主，并不是要迎来一位贤明的君主取而代之。”

“君主来了又去，‘王座’却一直矗立在那里，后者才是万恶之源！”

“我们反对君主，与其昏庸或者贤明无关，更根本也更高尚的动机是推倒王座，将自由的人民从王权枷锁当中彻底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