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珪岂肯罢休，今日这件案子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的三堂会审，既是因为涉案双方都是大明朝的勋贵，必须慎重对待，但却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虽然这是个拿不上台面的原因。

大明朝立国之初，吸取了大宋灭亡的教训，崇尚武德。在立国之初，武官的地位比文官可高了许多。心高气傲的文臣们岂会咽下这口气，所以，自立国之始，朝中文武相轻的情形便很严重。或者说，其实纵观整个历史，文武相轻便是每个朝代所面临的问题。跟随太祖打了天下，封了爵位的王公贵族们一直是大明王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和皇帝的忠实伙伴，所受封赏和地位也居高不下。但自土木堡之变后，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木堡之战后，能打仗的有影响力的勋贵公侯们几乎死光了，虽然其子孙袭位，但事实上已经地位一落千丈，处在没落之中。朝廷的权力本就是此消彼长的，勋贵集团式微，文官集团必然要乘势而上攫取权力。

弘治一朝开始，孝宗皇帝虽然对文臣们极为尊重，但对勋戚贵族却格外的照顾。封赏土地爵位几乎有求必应，这更是让外庭很是不满。这帮勋贵子弟们成天想着的便是怎么捞取好处，攫取更好的职位。他们对国家没有贡献，就是躺在祖先功劳簿上的一群硕鼠。文官集团已然逐渐崛起，自然看不惯这帮人的依旧享受着最好的待遇，受到皇上最好的照顾和礼遇。所以，打压勋贵集团其实已经是外庭主要文臣们的共识。

但勋戚集团是大明朝最大的利益集团，势力庞大，难以撼动。皇上对他们又倍加恩宠，所以想要对他们做些什么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百余年来，勋贵集团的利益盘根错节，相互之间勾连合纵，虽正在没落，但要想瓦解他们的地位和权力绝非是轻易能做到的。文官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将这些勋贵们压制的动弹不得，双方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处在逆转的边缘。这时候要是抓住机会，利用勋贵集团内部的矛盾分而治之，显然是最为有利的。

今日这桩案子发生之后，对文臣们而言绝对是个绝佳的抓手。勋戚集团内部不和，对于外庭而言绝对是件好事。而且又是那个备受争议的张家兄弟牵扯其中，自然要将他们跟勋贵们分割决裂。以后抓住机会收拾他们的时候，勋贵若是跟着说话，皇上怕也难以包庇了。

正因如此，事情发生之后，内阁李东阳等人立刻便意识到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必须大张旗鼓的将这桩案子‘秉公办理’，弄的尽人皆知，不给朱麟脱罪的机会。朱麟一旦被严惩，以成国公英国公定国公为首的老牌勋贵们显然会迁怒于张氏兄弟，如此一来，便点燃了勋戚集团内部的战火。一边是新晋的新贵，皇上的两个小舅子，一边是老牌勋贵集团，这场狗咬狗的大戏必然极为精彩。外庭可以趁此机会分裂拉拢勋贵集团，完成对勋贵集团的分化和撕裂。这无疑是一件一石二鸟的精妙之策。外庭官员无需付出任何的代价便可以达到想要的结果。

然而，闵珪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受害者。据说昏迷了两天差点死了的张延龄却突然跑来说要撤诉，将此案所有过错都自己揽下了，岂不是让这个计划彻底化为了泡影，他如何能甘心。

“建昌候，就算你说的这些是有道理的，但本官作为大明刑部尚书必须要告诉你，我大明律法惩罚的对象可不仅仅是造成了严重后果的犯罪。对犯罪的本身和企图也是要给予惩罚的。打个比方，一个人拿了一把刀子杀人，虽然人没杀死，但他有杀人之心和行为，那便必须要给予严惩。朱麟承认推了你一把，就算如你所言他推你的力道不足以让你摔下三楼，但他的动机或许正是如此，只是他没有做到罢了。那可是三楼之上，在三楼外廊上做出推人的行为，这难道不是居心叵测？这种杀人之心也在我大明律法的惩罚范围之内。”

闵珪这一番话说出来，就连吴一贯和戴琳都觉得有些不合适了。这其实已经带着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的意味，这种说法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漏洞颇多。而且闵珪说出这样的话，很容易会让人认为他是不依不饶强行定罪，这已然违背了审案的原则，也会让对方生出怀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