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对着两个儿子说道：“我大明朝未来的赋税、实业都要靠这些商贾来撑起，这方面指望那些士子是指望不上的，你制定再严格的条规都没什么用，因为办法总比困难多，无论多严格的条规，这些人都能找到漏洞。”

“所以专业的事得交给专业的人做。”

“但凡与钱打交道的事，就大胆交给商贾去做。”

“这些商贾生来就与钱打交道，说到营利算计，没人比他们更精明，有他们盯着，才能将朝廷的每一分钱用到实处。”

说到这里一顿，崇祯又举例说：“就比如说漕运，太祖高皇帝派徐达北伐，还有成祖文皇帝先后五征蒙古，当时并无漕运总督衙门，但是太祖和成祖从来就没有缺过粮！”

“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开中法，靠的就是商人，正是因为有这些盐商，我大明才得以最少的财力将最多的粮食运到边镇，保证了北伐中原及五征蒙古的军粮供应。”

“后来因为勋贵滥支盐引，开中法废弛，京师和边镇只能依赖漕运输粮，从此我大明边镇和京师的粮食就没宽裕过！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漕运效率低到令人发指，朝廷花费同样的财力所能输送的粮食甚至不及商人一半！”

朱慈烺道：“漕运之弊确实严重，父皇此前在徐州亦深受其害，路振飞也是因为忍受不了漕运的低效，所以才绕过南直各府直接向粮商购粮，最后却反而惹怒那些人，若不是父皇及时出手相助，此刻只怕早就被罢职返乡了。”

“所以啊。”崇祯道，“等将来北伐之时，粮饷以及辎重的办采和运输肯定是指望不上漕运的，还是指望商贾来承担更靠谱些。”

关于这点，其实已经被历史充分证明。

借助红顶商人办粮饷，确实比官府高效。

胡雪岩之于左宗棠，盛宣怀之于李鸿章，就是如此。

既然有现成的成功范例在，崇祯就没有理由不学习。

像四渡赤水这样的神仙仗普通人学不来，官督商办却是不难。

朱慈烺眉头微蹙说：“但是商贾重利轻义，会不会以次充好呢？比如军粮，他们会不会采买霉烂的米麦充好米？又比如火器，他们会不会在暗中克扣铁料？致使营造的鸟铳或者火炮有炸膛之虑？儿臣以为不可不防啊。”

崇祯点头：“烺儿你的担心是对的，所以还需要给商贾定标准。”

朱慈烺道：“定标准？父皇所说的定标准，是不是指的立规矩？”

“不一样。”崇祯道，“立规矩针对的是人，定标准只针对货物，比如说军粮的采办，就可以给粮商定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不得有石子以及老鼠屎等杂质，不得霉烂变质等等，又比如火器，也可以制定明确的标准，铳管内外径必须得一致，同一批火器的炸膛率不得超过多少等等，如果达不到朝廷的标准，就要更换商贾甚至罚钱。”

朱慈炯道：“可以给商人定标准，也可以给官员匠户定标准啊，同样道理，也可以给漕运总督衙门还有运军定一个明确标准，那么所有的问题不就解决了？”

“没用的。”崇祯摇头说，“把事务交给商人去办，确定标准之后只需验货，而不需要朝廷管人，但把事务交给漕运衙门这样的官府机构去办，除了验货你还需要管人，人才是最难管理的，所以往往很难管理好，所以办事的效率就低。”

归根结底，这其实就是单纯官办和官督民办的区别。

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有利润的驱动力，一个没有利润的驱动力。

商人为了追求利润，会想方设法的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但是官府没有这个驱动力，官员们更多的会考虑省事、安全以及同僚间的和睦，和光同尘。

所以朱元章北伐和朱棣五征蒙古没有缺过粮，但是自从有了漕运衙门，京师和北方边镇的粮食供应反而不宽裕，所以从商人手中购买火器质量都挺好，但是自从内廷兵仗局和工部兵器局自己打造虎蹲炮、佛郎机炮及红夷大炮之后，质量就变得十分堪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质量越来越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