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要稍有庙堂斗争经验的人都知道，打蛇是要打七寸的，既然是斗争，哪能不瞅着敌人的薄弱之处打？

变法能掀起这么浩大的声势，自然离不开姜星火通过狱中讲课，给大明帝国的高层换了脑子这个最关键的因素。

这是变法能起来的核心原因，但换个角度想，也同样是变法的薄弱之处。

变法确实是一场自上而下掀起的运动，这意味着变法只有在高层有着相对优势的力量，而极度缺乏中下层的支持者.江南之行或许稍稍改变了下层的情况，但在朝廷里，中级官员，还是反对变法者占绝大多数。

这是很好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变法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考成法”。

那么，如果你是姜星火的敌人，该如何针对姜星火？

自然不是直接上书弹劾姜星火，姜星火是圣人一样的人物，从公到私都没什么弱点，事实上，这也是姜星火拒绝指婚的因素之一，有了女人，就有了弱点，更何况这女人会带来一连串的亲戚，这些亲戚往往会成为被攻讦的借口。

所以肯定不能直接对姜星火动手，要削弱他的核心力量，也就是大明帝国最高层的支持者。

如果变法在最高层都失去了优势，甚至于姜星火和皇帝、大皇子都离心离德了起来，那么本就有些“空中楼阁”意味的变法的猝然崩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黄信的面容严肃了起来，笑容在他的脸上彻底消失了。

“再让我猜猜说的不对，还请黄御史指正”

姜星火在椅子上幅度极大地扬起头，看着刑室的天花板。

“其一，虽然你串联了不少御史，但在我看来，恐怕未必是什么庙堂上有组织有体系的秘密团体勾结在一起，集体发动了这次行动，大明还没有到这一步.江南和江西籍贯的士大夫或许出了力，跟着纷纷上书，把水搅得很混，但那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自发行动，如今看来，或许也是算计的一环，用来混淆视听。”

“其二，幕后主使一定是有的，但去年庙堂来了一次大清洗，建文帝任用的那些尚书、侍郎基本都被换掉了，连中层的郎中、主事，人员变动规模都极大，恐怕幕后主使，也未必见得是什么身居高位之人，甚至现在是不是朝廷官员，都不好说但无论如何，其人或几人，在庙堂中的影响力，一定是有的。”

“其三，你们并不强大。”

姜星火松了松脖颈，站了起来，俯视着黄信。

“你们看到了所谓的‘弱点’，也确实这么做了，但到了今日，你却只能用言语来挑拨我，这恰恰是你、或者说你们，无能为力的一种表现。”

“答案也很简单如果高层不内斗，皇帝、皇子、尚书、勋贵，都坚持变法，那么不管你们怎么谋划，还是赢不了。”

黄信沉默着，他没想到，在姜星火眼中，自己等人已经是黔驴技穷。

黄信缓缓摇了摇头：“我不评价你说的话，但是我要说的是，即便我们输了，你还是赢不了。”

“哦？你是说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反对者、挑战者？”

“不，你虽然有种种神异之处，可你的敌人却非是你能对抗的.有一句话我并未哄骗你，终有一日，你将与陛下分道扬镳，到了那时，你纵使有滔天的能耐，也敌不过皇权。”

“说这些还为时尚早，对于变法来说，景清的血誓，只是一个引子。”

姜星火冷淡的说道：“现在，你们的挑战，才是真正开始。”

黄信用右手挠了挠满是跳蚤的发髻，低头道。

“我观察你很久了，若是没猜错的话，下一步你的‘强国富民’，便是要跟王安石一样，走理财的路子了吧你学着荀子、韩非、商鞅那套，舍王道行霸道以治国，舍大义求实利以富国，可你的对手不只是士大夫，还有积累了数百年的道德学问，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比任何庙堂上的人都令人畏惧得多。”

“我知道你很强，在学问上攻破了理学最后的几座阻碍之一，便是称为一代儒宗也毫不过分，可永康学派的龙川先生（陈亮）便不强吗？我观你的学问路子，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践才能出真知’，走的还是龙川、心水（叶适）两位先生的事功之学（主张务实而不务虚，强调理论必须通过实际的活动来检验，认为‘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的路子吧。”

这里的浙东永嘉、永康事功学派，指的是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学问派别，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儒学三大学派，只不过事功之学较少为后人所知。

黄信晒然道：

“要变法，有些东西是绕不过去的。”

“龙川先生和朱子的王霸义利之辩，再来一次，你觉得你能赢吗？”

黄信没有说谎，变法的最大阻碍，从来都不是什么庙堂上搞政争的文官士大夫。

只要是个体，在绝对的武力面前，都是无足轻重的。

事实上，若是只靠砍人就能变法，那历朝历代敢砍人、有意愿变革的帝王名相多了去了，怎么没几个敢动又能成功的呢？

变法，表面上变得是法度，守旧，表面上守得是旧制。

可实际上归根结底，争得是庙堂乃至社会道德里最核心的命题，是不折不扣的道统之争。

能不能不争道统，而直接变法闷声发大财？

在中国古代的庙堂环境中，答案是不能。

因为变法必然涉及到最经典的“王霸之辨、义利之辨、古今之辨”，这三个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争论。

就“王道”和“霸道”来说，这不仅是价值取向不同的问题，而且在现实庙堂领域，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和各自的实质内容，正如宋人张木式所说：学者须先明王霸之辨，而后可论治体，这就是说辨别“王霸”并不仅仅是哲学思辨，而是非常现实的庙堂问题。

至于“义利之辨”，义利问题和义利关系在儒家伦理思想与价值观中是极为重要的，而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讲道义当然容易，当然是某种庙堂正确，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指点点可太爽了，可变法，就是要重功利而轻道义。

“古今之辩”就更不用多说了，庙堂上到底是祖宗之法不可变，还是说法度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学术上到底是师古，还是师今？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地哲学问题，而是极为敏感的庙堂问题。

总而言之，古今、王霸、义利，这是几千年都绕不过的老命题。

姜星火就算是让朱棣把所有反对者都砍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就算是说气话，到最后还是绕不开这些问题。

想要变法，想要进行儒教变革，解除思想禁锢，与制造力同时解锁，来完成从思想到现实的双重变革，那么这些挑战是他所必须面对的。

换言之，是时候掀起一场思想上的讨论与变革了。

这才是“启蒙大明”真正要做的事情。

只有完成思想解锢，近代科学才有最基础的发展和传播的空间，有了近代科学，才能进一步促进工业化，让这个世界的大明走上一条新路，这是发展科学的前置条件。

说实话，光靠科学实验震惊古人是没用的，古代从来不缺奇思妙想，缺的是给这些奇思妙想建立一间遮风避雨大厦的人。

姜星火走到了刑房的小窗前，打开了遮挡光线的木窗。

外边，依旧是阳光灿烂的夏日。

隔着一条御河，对面街头巷尾，依然热闹喧哗着。

但在姜星火的眼中，却有寒气渐渐滋生。

“真理不辩不明，古今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不过是我路上的三块绊脚石罢了，你且好好活着，看我如何踢走便是。”

姜星火回望着黄信，一字一句，平静地说道。

“朱熹能宣称他‘赢’，是因为他的对手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