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第四类敌人,信众。
正是因为如此复杂、极为庞大且能上下流通的关系网络,儒教的理学才能维持近乎二百余年的繁荣昌盛,始终压得所有学派都抬不起头来。
儒教理学是以孔孟之学为核心的理论,但儒教理学却并非全是纯粹的孔孟之学,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被缝合出来用来自圆其说的部分,还涉及到了更加深远的哲学领域。
见众人已经思考完毕,姜星火开口道。
“圣人之后、文官、士子、信众。”
“诸位觉得,对付这四类敌人,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手段?”
“这”
听到姜星火问出的话语,房间内再度陷入沉默当中。
他们虽然基本都曾经深刻钻研过儒教理学,现在或曾经也都担任过朝廷的重要职位,但要是马上让他们拿出具体的方案来,却也没那么容易。
最终,还是宋礼先行打破沉寂:“我们可以从这四类敌人当中找出突破点,比如文官,若是能将变法的势头压过守旧的势头,那么很多文官对于理学的信仰其实并不坚定,只是将其当做通过科举走入仕途的敲门砖而已,一旦变法势大,恐怕也难免要为了自身利益而改换门庭,投向我们这边吧?”
宋礼的思路固然没错,但这却不是姜星火想要的。
“我说过,我们这一次要做跟以往历代变法都不一样的事.要全面出击。”
姜星火正襟危坐,说道:“第一个,便是削减圣人崇拜与圣人之后的特权。”
宋礼惊讶道:“那岂不是要跟天下人作对?”
“我等本就是逆流而动。”
卓敬捻须道:“可以这么干!不过在做之前,需得先查清楚情况,想明白对策。”
张宇初亦附和道:“正该如此。”
姜星火微微颔首,说道:“不错,这件事需得谨慎,不过眼下确实有一个契机。”
“说来也是机缘巧合。”
姚广孝抬首笑道,三角眼中精光熠熠:“诸位可还记得李至刚是倒在哪封奏疏上?”
“自然记得,黄信那封谏书,文风可谓犀利.君子为国不为身,故犯颜谏净死且不避;小人为身不为国,惟谗韬面艘,以苟富贵。明君乐谏净而国以兴,昏君乐才韬而国以亡。桀纣杀龙,逢比干,明效具在”
还没等卓敬复诵完毕,姚广孝轻轻地吐出了几个字。
“我派出去的人挖到纣王墓了。”
“啥?”朱高煦愣了愣。
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惊住了刹那。
姚广孝笑吟吟地看着众人,似乎早已预料到他们会如此表情。
张宇初张大嘴巴,几息后才缓过神来,他连忙问姚广孝:“没弄错吧?这种事儿可不能乱开玩笑!”
“隔了几千年,纣王墓是怎么发现的?”
姚广孝伸手捋了一把胡须,慢吞吞地说道:“因为要给姜圣挖坟。”
别误会,不是诅咒,是真的字面意义上的“挖坟”。
姜星火在出狱时,为了确定自己之前在不同历史线上的七次穿越,究竟是不是跟此方世界的大明处于同一条历史线上,或者说,自己改变的历史到底受不受到未来既定事实的影响,所以委托老和尚派人去挖自己在北宋时期留下的坟冢。
很遗憾,自己的坟头没挖到,反而把纣王他老人家的坟给刨出来了。
纣王在同周武王牧野大战失败后,登上鹿台自焚,商朝由此灭亡,周朝建立后周武王为显示他不绝人祀的仁君风范,允许纣王的后代葬其遗骨,纣王的儿子武庚遵照纣王“死后葬于淇河之中”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水,在河床上凿竖穴而葬,封口后河水照流,而后河流偏移,墓穴便与河床埋在了一起,也正是因为如此,埋藏在河流故道下的纣王墓始终没有被人发现。
纣王墓在姜星火前世,是20世纪才发掘的,发掘的时候,便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出土的物品并不完整。
而此次姚广孝发掘,却发现了不少好东西。
“当初我收到派出去的人回信之时,便感觉蹊跷,于是命人暗中查探,果真发现了古怪的事——里面有很多的龟甲,龟甲上面还记录了类似文字的符号,这些文字形态复杂,笔画粗壮,笔画数目繁多,形式上粗犷、自然,并不能辨认出具体的含义。”
“那时候我还不能确定,于是跟在江南的姜圣通信,方才确认,这就是传说中的上古文字!”
事实上,在姜星火的前世,甲骨文最初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已经发现了一些甲骨文的文字,但是并无有名的研究者留下记录,直到清朝中晚期,随着甲骨文的大量发现,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这就意味着解释权在我啊!
非但如此,商朝墓葬,尤其是商纣王的墓葬,对于论战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众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大价值所在。
为什么商纣王的墓,对论战有特殊意义?
是因为变法也好,守旧也罢,争论的核心命题就是:王霸、义利、古今。
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朱熹代表的理学与陈亮代表的事功之学,在数百年前的那场“王霸义利”之争,到底争论的是什么?
事实上朱熹与陈亮所争的“王霸”,归根结底是历史观的问题,只不过将历史观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
朱熹认为上古时期及至夏商周三代,统治者为圣王,圣王之间以道心相传,心术纯正,所以社会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
而三代之后,由于道心的失传,所以汉唐的帝王没有道心,只知道利益和人欲,他们所做的仁义之举,只是恰好与上古圣王的道心一致的偶然之举,因为没有道心,所以汉唐是“霸道政治”。
其中夏、商、周三代之治作为王道政治,对朱子来说是一种基于孔子的哲学设定、政治理想,或者说,道统。
这种道统,实际上折射了理学想构建的理想政治社会,也就是圣人当政、贤者被用,如此一来则道与势统一起来,在三代以后的儒者心目中,三代之治最有诱惑之处就在于此。
朱陈的王霸义利之辩的焦点在于,朱熹与陈亮两人对三代之治历史评价的不同,以及从中体现的对“道统”的解释的不同。
而陈亮则认为需要“王霸并用,义利双行”,陈亮还说明即便是三代的帝王,也不完全是以王道治天下,中间也有霸道,王道需要霸道为自己开辟道路,便是所谓的“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
两人在三代之治历史观,也就是“王霸”问题的争论上,基于此,又引出了更深层次的“义利”之辨。
也就是说,怎么区分“王道”与“霸道”?
朱熹区分王霸的标准,就在于讲仁义还是倡功利,仁义为王道,功利为霸道,他认为三代统治行仁义不计功利,而汉唐统治一切都基于利欲。
而陈亮认为仁义和功利是相辅相成的,利也是义,义要通过利来体现,陈亮指出即便是在三代之治的时期,同样也是追求功利的,便是所谓“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
那么关于这个论战最核心的问题看到这里,聪明人一定会问了,朱熹凭啥这么确信,三代之治就是好的?他又不是姜星火这种穿越者,他也没亲眼看过夏商周三代是什么样。
答案是,孔子说的。
孔子在《礼记》中明确表达了因循和弘扬三代治国之道的志向,便是所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等。
孟子更是言必称三代,朱熹以孔孟正统自居,其他孔孟没解释的东西他可以缝合、自己解释,但这种反复提及、说的清楚的东西,却是万万不能自己解释的,这是他的学术根基乃至立身之本所在,自然要坚持这一观点。
所以明白了吗?
三代之治—王霸之争—义利之辩。
归根结底,都在夏商周这“三代”上。
而姚广孝误打误撞,本来是给姜星火挖坟,没想到把商朝这个上继夏、下启周的中间朝代的最后一位帝王的坟给挖出来了,而且还伴随着大量甲骨文的出土。
这相当于,可以直接通过甲骨文这个反应当时商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记录媒介,来肯定/否定三代之治。
而甲骨文的解释权,在姜星火的手里。
换言之,姜星火现在拿到了“王霸义利之辩”最关键的证物!
还是天上地下独一份的那种!
这是足以一击制胜的撒手锏!
最最最关键的是,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秘密了,只有在座的这些已经被牢牢绑定在了变法派战车上的高层刚刚知晓。
这就意味着,姜星火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把这个决定性的撒手锏留在最重要的决战上面!
变法,本质上就是要用霸道的手段,来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国家的现状,强国富民!
强国富民,必须要扭转如今“义绝对大于利”的理学思维观念,至少要做到像陈亮主张的那种“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状态,否则不图利益,如何开展贸易?还要建设老朱自给自足的大农村社会吗?
“也就是说,我们能用事实证明,即便是孔孟那样的圣人,关于三代之治的判断是错的?”
朱高煦终于后知后觉了起来,虽然他很努力地在学习提升,但基础太差,对于这些事情的反应速度,自然不能跟这些一辈子玩脑筋的人相比。
“是的。”
姜星火重重颔首,说道:“王霸义利可以此作为解法,而古今之辩,更是平添了一份胜算,如果能把商代那些骇人听闻的贵族习俗揭示出来,而非把黑锅都扣到纣王一个人头上,那么想来到底是‘古’好还是‘今’好,自然有了对比。”
张宇初的眼眸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不由得张宇初不兴奋,正所谓“最了解你的人往往是伱的对手”,作为有道门硕儒之称的龙虎山天师,他太清楚儒教到底厉害在哪里了。
若是真能做成,孔孟圣人的威权必将受损,由此,或许真的能够办到姜星火所说的“削减圣人崇拜与圣人之后的特权”。
“再结合把荀子抬入儒家五圣,一加一减,形势易也。”
“真妙计也!”
宋礼忍不住赞叹道。
众人之前略显悲观的情绪开始被点燃。
之前儒教理学带给他们的压迫感,实在是太过强烈了。
正是因为他们了解理学,知晓儒教对这个世界方方面面的掌控,他们才会觉得悲观。
而如今姜星火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个有着绝对实证的突破口,眼前便顿时豁然开朗了起来。
“等等,还有一个问题。”
袁珙蹙眉道:“那就是甲骨文翻译出的结果,或者说解释出不利于儒教传统观念里‘三代之治’的结果,别人要是不认,该怎么办?”
“自然是有办法的。”
姜星火笑吟吟道:“别忘了,如今站在明处,站在台上的是我们,站在这里会被暗处所中伤,但同样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发号施令。”
“天下龙骨(中药药材名,即古代动物化石)这么多,总有刻着甲骨文的龟甲,倾天下之力,四海之财,难道还找不到佐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