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两人默契一笑。

张宣打开抽屉，把位置让出来。

陶歌看着满满三抽屉的稿子，看着整摞整摞的手写稿子，头都晕了，内心非常震惊！

她数了数。

一版。

两版。

三版。

…

…

十三版。

一共十三个修改版本。

陶歌上手拿起其中的一部分翻阅，看着一丝不苟的漂亮钢笔字，看着前后不同版本不同内容的改动，她心里越来越吃惊。

某一刻，只见她手一招，让摄影大哥给抽屉拍特写。

陶歌感叹道：“这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能看到这一幕，我们不虚此行。”

接着她转头问张宣：“你写风声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心血吧。”

张宣安静几秒，沉声说：“是啊，花了很多精力，为了写风声，过去一年我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每天都坚持到鸡打鸣，每天都能看到凌晨四点的上村是什么景象。”

闻言，陶歌观摩着这张年轻到过分的脸，观摩着这双被深邃和沧桑填满的眼睛，心猛地一颤，满是钦佩。

拍完特写，各自回到位置上。

陶歌问：“当时你为什么想到写风声，为什么写谍战题材，你最初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对这些问题，他早有准备。

张宣起身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说：

“当时我正在看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的一个短篇小说集，里面有一篇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现在都把它译成《小径分岔的花园》。

这是一本间谍小说，讲的是欧战时期一个德国间谍，在被英国间谍追杀的情况下如何把一个情报传给上司的故事。

当时我看完后久久不能平静，内心被触动到了。想到自己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想到村里那些退伍老人讲过的故事，我好像抓住了什么，我就下决定写了。”

陶歌说：“我研究过你的小说，常让我勾连起你和博尔赫斯的关系，没想到你的小说背后还真荡着博尔赫斯的“幽灵”。

这或许可以找到你小说与众不同的密钥。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聊聊。”

张宣摊摊手：“其实这没什么，现在就可以聊。你读过“圣经”吗？”

陶歌回答：“我曾在牛津大学留学时，借朋友的读过。”

张宣说：“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偶然看过一次“圣经”，对里面的故事是了解的。

圣经的四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记述的是一个人，即耶稣的生平故事。

四部福音书各自为营，有同有异，既冲突又补漏，给了我创作“风声”的灵感。

“风声是“一事三说。我D说，GD说，作者说。所以，要论一事多说的源头，不在“罗生门”，在圣经。我也是因为有了启发，才创作出纲目式的结构写法。”

陶歌问：“这些盘根错节的写作秘道，你不说没人能看清楚。这也提醒包括我在内的所谓专业读者，对一个作家的个人写作史，或者说写作逻辑的复原和再现，不能单单依赖作品发表的时间和刊物等这些表面信息。

作家的写作，从获得灵感到最后瓜熟蒂落是个相当漫长的生长过程。

同时我发现，“风声”的写作过程其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述同一个故事。你好像很享受这种快乐？”

张宣回答道：“我喜欢对一个故事颠三倒四地写。好小说都是改出来的，我迷信这个。“风声”也是这样反复琢磨出来的，只是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快乐，而是充满挑战。”

陶歌问：“你擅长拿捏读者的心窍，设置小说世界的明与暗，然后摇身一变作为一个自由出没于明暗世界的亲历者出场，把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的摸索说了出来，获得了对黑暗包裹的一切命名的权力，而且是世界之“暗”最可靠的“传”人。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难道那些被照亮的部分，真的就那样可靠吗？”

张宣说：“我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害怕黑暗、残暴的人性，又渴求去揭露。”

陶歌问：“风声”里我看到一种非常稳定的结构：面对同一段往事，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回忆”，读者先要听潘老回忆的“东风”，再听顾小梦回忆的“西风”，最后还要跨越时间去感受“我”所叙述的“静风”。

这是一种很后现代的多元主义风格，背后的逻辑是承认真相是无限的，而能够被记录下来的历史记忆只是一种“小真相”。

换句话说，它把记忆认定为一种社会活动，通过每个个体的差异之中的记忆来修正那些记忆的“标准像”。

你之前提到了“四福音书”对风声的“照亮”。事实上，我们如今很难说后现代主义和“圣经”式的叙事究竟是谁先发现了谁，它们好像是同时向我们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