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他们会不会发现是有人下毒导致的？要是姚老师也怀疑起来，报警要求追查就糟糕了。

一股寒意涌上心头，我全身冒出冷汗，强自镇定的又问候了几句，就忐忑不安的挂线了。

当晚我做了个噩梦，梦见几个警察向我亮出手铐，不顾我的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将我双臂反锁拽上了警车……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起床吃完早餐，坐在书房里泡了杯浓茶，把整件事仔细回想了一遍。

万一发生最坏的情况，警方正式立案调查投毒案，一定是从仇家开始查起。

班花自然是第一号嫌疑人。而我，虽然姚老师一家人不会直接怀疑到我，但警方只要查出我和班花的偷情关系，迟早也会对我产生疑心。

送饭的清洁阿姐，一查就知道并非我家保姆；找姚老师补课的女孩，也不是我家亲戚。两个人都是我请来的托。

如果说如此费力的帮姚老师的忙，是因为感激师恩深重，那为什么不在班花面前劝解几句，帮她们和解呢？

若再和班花一核对，还会发现我非但没有劝解，而且还不断挑拨离间，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我越想越后怕，再也坐不住了，跳起身翻出剩下的药物，连盒子一起剪成碎片，扔到马桶里冲走了。

平时送饭的饭盒，则用洗洁精洗了又洗、刷了又刷，再拿到太阳底下暴晒，确保不会留下任何残余的含量。

然后我出门前往买药的三家药店，分别购买了感冒药、润喉片、眼药水、救心丸等常规药物，都是平时给父母准备的。

付款的时候，我暗中观察了各家药店，只有一家安装了保安摄像头，另外两家都没安装。

而我最终下在饭菜里的那种药，是在没有安装摄像头的药店购买的。

也就是说，即使警方查到药店里来，也找不到证据，证明我买过那种药。

这令我大大松了口气，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尽管如此，改做的伪装还是要做。

我把新买的药物拿回家，对父母和保姆说，家里的药大部分过期了，上个月我买了一些新的回来，装在一个袋子里，忘记放在哪里了，怎么都找不到。

没法子，只好今天又买了一批新药，请保姆分门别类的保管好。

这个举动为我之前的买药行为和今天的行为，都做了合理解释。一旦警方问起来，我就能理直气壮的回答了。

做完这一切，我打电话给欧阳健，约他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咖啡店见面，把一千八百元现金给了他。

他知道这是母亲向我借的钱，脸上颇有羞愧之色。

我假装关心的问他昨天是如何撞人的，他胡编了一套说辞，大致还蛮像那么回事，但其中也有几个破绽。

我故意追问这些细节，当他神色慌乱支吾以对时，却又岔开话题不再问下去了。

这么做的目的，是在巧妙的提示他修补破绽，等父母回来详细询问时，要把故事编的更加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