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个简单的、合情合理的要求，却被主治医生一口拒绝，毫无沟通的余地，他这才被激怒了，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尽管如此，我丈夫的本意也不想伤人。

他只想砸烂一些桌椅泄愤，是因为视力接近于零，胡乱挥杖不慎打伤了护士。

这令他愧疚万分，愿意为此承担所有责任。

总之，姚老师的陈述就像她讲的课一样娓娓道来，火候拿捏的十分精准，充满感染力但又绝不夸张，能够令听者不知不觉产生同理心，情感上先偏向她这边。

就算见多识广的记者也不例外，每一个都对她颇有几分同情，至少绝不反感。

在这样的心态下，记者们都觉得“剧情反转”的可能性相当高，假如对当事人批判太过，将来却查出真是医院派错了药物，那就变成自打嘴巴了。

再加上有宣传部官员“淡化报道”的指示，所以大家都手下留情，没有将这件事当作热门新闻来策划。

啧啧，看来姚老师的智商、情商都比我之前预想的更高，危机处理的能力更是非同一般，班花跟她比起来，简直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

我对她的各种算计之所以能接连奏效，是因为她不知道我对她有邪念。

若被她察觉了我的不轨企图，那些招数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得逞了。

想到这里我暗自庆幸，所有阴谋都布局的差不多了。她的周旋本领再强，也解决不了金钱上的难题。

为了保住欧阳不被拘留，她不得不和协和医院谈判和解，承诺赔偿那两个受伤护士的医药费，以及被砸坏设备的损失。

这几笔数字加起来共计二十三万元。

本来还不止，光是昂贵的机器就要三十万。院方一开始态度强硬，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派错药物，足够理直气壮。

姚老师很快也发现在这件事上，确实错怪院方了。因为欧阳住院期间服用的几种药物，形状和大小她都记得很清楚。

而那种导致视神经萎缩的药物，她亲自去各个药店查看过，外形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医护人员从来没有拿过这种形状的药给欧阳，这一点不单她自己能确认，欧阳健也非常肯定老爸没有吃过这种药。

夫妻俩心中疑惑，重新打电话询问帝都医院专家。对方坚称诊断书上的各项数据，都显示患者服用这种药物一段时间了。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

对于专家的这番话，欧阳倾向于完全相信，姚老师却有所保留。

但是不管怎样，没能抓到协和医院派错药物的证据，令她在谈判时处于理亏的状态，几乎无牌可打。

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姚老师使出了浑身解数，抓住欧阳也受伤了，而且伤的是尾骨旧患这点来做文章，通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才把数额降低到二十三万。

对夫妻俩而言，这个数字仍然过于庞大，只有卖掉惟一的房子才能赔的起。

然而房子经过二次抵押，剩下的净值也就差不多是二十万，夫妻俩还指望用这些钱找更好的眼科专家，让欧阳重见光明。

到了这个地步，再清高的人都不得不放下自尊了。迫于无奈的姚老师，终于像我期望的那样，主动向我求援了。

之前我用于骚扰她的那个手机号码，本来都被她拉黑了，有天下午却又接到她发来的信息，问我除了拿国务院津贴的那位眼科名医之外，是不是还认识本市的很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