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私自出宫，朱高煦有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感觉，印象很深。

随着内战结束，朝廷的机构走上正轨，各种为皇帝警戒的制度、也正在逐步完善。

世人似乎并不关注皇帝的心理影响；不过朱高煦能感觉到，这一切让他有紧张与束缚感。

而原先做郡王、亲王时，他显然更加自由，甚至还得亲自带兵冲锋陷阵，时常身处冒险之中。

但朱高煦没有干涉这些制度的运行，或许真的有必要。

人都是会死的，但早死晚死、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关键性的人物。

历史的必然性或偶然性，朱高煦无意去定义；但他很清楚，这个世界真正开始改变，是从一个人的偶然死亡开始，朱棣。

而在此之前，一切大概都只是按照惯性在前进。

那么朱高煦早死晚死，会有多大的影响？

父皇朱棣的死，对朱高煦震动很大。

朱高煦多次琢磨过那次事件，有了一些经验教训：在皇帝身边建立起防备机制，就像是战场上的工事防御，属于被动防御；而更有效的防御，可能是主动防守，并试图削弱危险的来源。

所以朱高煦觉得，父皇的失算，并非杀人太多……而是杀得不够精准，不够彻底。

杀戮会制造出激烈的仇恨，不该留下复仇的火种、而应该谨慎地斩草除根。

如果没有把握，最好表现出宽容仁慈的姿态，以期缓解仇恨，并预留妥协和解的空间。

这也是朱高煦迟迟没有弄死“三杨”之一的杨士奇的原因。杨士奇是废太子的东宫故吏、朱高炽的心腹，可惜……杨士奇的儿子至今没抓到。

于是最近一次锦衣卫拿来名单、要除掉的人物名册，朱高煦表现得十分痛惜，当众说杨士奇是个人才。

朱高煦还下令锦衣卫礼遇杨士奇一家，不能侮辱，要提供充足的衣食。

对于安南国的政策，朱高煦采用同一种理念。

他严禁大将通过屠城的许诺、去激励士气，因为那样可能造成更多的抵抗和报复。

何况明朝对一个占领地的使用方式，与当初元朝有本质的区别；明朝朝廷不需要一片废墟，更不需要制造更多的无人牧场。

安南国的叛军余孽，不是大明朝廷的重要敌人、更不是唯一的敌人。朝廷首先应该考虑镇压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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