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东院以前，蒋婶很少到我家串门，毕竟母亲和村妇们没什么共同语言。

当然，这并不是说母亲不好相处，事实上恰恰相反，她在村民中挺有威望和人缘。

一个表现就是，村里请长途车托运的物件，偶尔会就近放在学校传达室，由母亲代捎回来。

这些物件多数情况下是衣服，有时则是土特产、书本和化妆品，甚至也不乏证件、病例单等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记得九九年国庆节后不久——其时长者的蛤音犹在耳畔，母亲从学校带回一个大包裹。

据说是几个村妇托人在平阳买的什么内衣。

那两天秋雨绵绵，不时有人到家里来取衣服。

条件允许的话，她们还要亲自试一番才会心满意足。

有个晚上我和母亲在堂屋看电视，蒋婶伙同另一名村妇走了进来。

一阵寒暄后，她们便拎出衣服，在灯光下仔细揣摩起来。

老实说，妇女们在电视机前喋喋不休又锱铢必较的样子实在令人厌恶。

于是我索性躺沙发上，蒙头裹了条毯子。

眼前一抹黑，听觉却越发敏锐。

细碎的脚步声，窸窣的衣服摩擦声，咳嗽声，说话声，笑声，我甚至能想象口水从她们嘴里喷射而出，在灯光下绚丽地绽放开来。

这让我越发气闷，只好翻身侧头露了条缝。

不想堂屋正中的布帘没拉严实（其实从没拉严实过，没有必要），堪堪垂在耳边。

如你所料，透过两指宽的缝隙，一个肥硕的肉屁股映入我的眼帘。

它被一条大红棉布裤衩包裹着，浸泡在颤巍巍的灯光下，各种纹路、沟壑和光影历历在目。

虽谈不上多美，却是个货真价实的女人屁股。

我感到心脏快速收缩一下，就扭过了脸。

母亲和另一名村妇在东侧沙发上聊天，吴京因兽欲所困要跟焦恩俊拼命，那么，布帘那头无疑是老赵家媳妇了。

犹豫片刻，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

这次看到了正面。

浑圆的大白腿，饱满的大腿根，微颤着的腰腹，扣子一样的肚脐，厚重的大红棉布胸罩和正乳豆腐般溢出的奶子，以及，一张惊讶而呆滞的脸。

蒋婶的眼本来就大，那晚瞪得像汤圆。

咣当一声，我脑子里给扔了个二踢脚，一片空白，甚至忘了及时撤出险境。

或许有那么一秒，俩汤圆迅速消失。

然后她麻利地提上裤子，冲客厅说了声“有点紧”，就转身去穿上衣。

我估计是的。

因为那时我已仰面躺好，正在妇女们的唧喳声中大汗淋漓。

蒋婶很快就回到客厅，在电视机前转了好几圈。

一片赞叹声中，她突然面向我：“林林，你看咋样？”

众所周知我没意见——除了语气词，我很难再说出其他什么话了。

蒋婶再进去时，我自然没敢动。

但不多时，耳畔传来椅子的蹭地声，身旁的布帘也不易觉察地掀起一袭波浪。

几乎下意识地，我侧过脸去。

出乎意料，横在眼前的是一条光洁圆润的大腿。

它光脚支在椅面上，于轻轻抖动中将炙热的阴部送了过来。

是的，几根黑毛打棉布侧边悄悄探出头，而我，几乎能嗅到那种温热的酸腥味。

至于蒋婶的表情，我没了印象。

或许她瞟了我一眼，或许她整个脑袋尚滞留于褪去一半的上衣中，又或许——我压根就没勇气抬起头来。

这之后再见到蒋婶，无论在家中、胡同里还是大街上，她都跟以往一模一样，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那晚是否是卧在沙发上做的一个梦。

但毫无疑问，有些东西被点燃了。

九八年那个秋夜后，待我从惶恐中缓过神来，立马被另一个问题所困扰。

我担心自己不长个儿了。

以前家里养狗时，父亲为防止伢狗四处勾搭，都会将其去势。

问原因，答曰“一瞎搞就不长了”。

这几乎构成我青春期最大的困惑，并在忐忑不安中促使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戒除了手淫。

然而当漫长的暑假来临时，我发现不少衣服都在变小，于是困惑和禁忌不攻自破。

其结果就是变本加厉。

那个夏天我疯狂地长痘，疯狂地手淫。

我在物理练习册背面绘上淫乱不堪的云雨七十二式。

我试着偷偷拨打成人声讯台。

我也搞不清自己用掉了多少卫生纸。

愚蠢的是，那些纸我没能及时丢掉，而是全部存在一个安踏包装袋内。

当然，此举并无特殊含义，归根结底是一个懒字。

有次打外面回来，母亲劈头就问：“擤鼻涕用那么多卫生纸啊？”

我“啊”了一声，她便不再多说。

直到吃完饭，我打楼上转一圈，看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卧室时，才猛然意识到母亲在问什么。

这令我恼羞成怒。

等冲进堂屋，看着端坐在沙发上的一家子，我又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于是母亲就建议我多运动。

我说我篮球打得还少吗。

她又让我练字。

我不置可否。

她说那就多看本书啊。

这时我猪肝色的脸已恢复如常，我问武侠可否。

她说：“也行，虽然不符合理想要求，但也凑合。”

事实上哪怕读古龙，当看到“充满弹性的大腿”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硬起来。

我觉得自己完蛋了。

有时候走在大街上，我会幻想和迎面而来的各种女人性交。

高矮胖瘦，我来者不拒，把她们肏得哭爹喊娘。

而一旦回到家里，便只剩下母亲。

伴着她的曼妙身姿，那个夜晚会时不时地溜出脑海，令我惊慌失措。

毫不夸张地说，一些红彤彤的傍晚，当我站在门廊下，母亲打一旁擦肩而过时，某种气流就会无可救药地从我体内升腾而起。

但当她扭过脸来和我说话，我又立马会羞愧万分。

于我而言，这已成为九九年夏天继骄阳、暴雨和汗水之外的第四个常态。

事实上，不光我，所有的呆逼都或豪放或羞涩地表示自己需要搞一搞了。

我们又没像小公狗那样被阉掉，为什么不能尽兴地搞一搞呢？

站在村西桥头，看着阳光下越发黝黑的鸡巴，我突然意识到：这或许是适合裸泳的最后一个夏天了。

然而就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那会儿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整个假期母亲都在某培训机构代课，辅导些高考作文什么的。

他们的传单和讲义我都瞄过，和全天下的同类一样，无时不刻在吹嘘自己多牛逼、多独特以及多有先见之明。

所谓先见之明，即在以往的高考历史中曾风骚地押中过多少多少题。

我问母亲这都是真的吗。

她先是呸一声，后又敲敲我的头：“人嘴两张皮，看你咋说了呗。”

显而易见，母亲只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绝不是什么高考押题专家。

但条件非常之优厚。

每天只需两课时，薪水嘛，相当于以往五分之一的月工资。

那一阵父亲也不含糊，正撅屁股在工地上搬砖。

一段艰苦卓绝的适应期后，他老已游刃有余。

也许正是生活过于紧绷，父母不时会拌两句嘴，在还债问题上甚至一度吵得不可开交。

我清楚地记得，有次父亲为表达自己的愤怒，一屁股下去把一条塑料板凳坐得粉碎。

当时一家人正在楼顶吃饭，起初闷热，没什么风——真要有，也是鱼缸冒泡。

后来就起了风，伴着香椿和梧桐的摇曳，塑料碎片欢快地四处翻滚。

而父亲坐在地上，死命嚼着黄瓜，任奶奶说破嘴也不起来。

母亲比他还要沉默，她有种嚼黄瓜都不出声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