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球招呼在脸上，嘭地一声响。

并没有流鼻血什么的，不过这老乡显然给打懵了，左手背抵着脸，好一会儿才皱眉瞪了我一眼，说：“操！”

老实说，他这副表情多少让我愉快了一些。

没其他意思，我只是觉得凡事要认真，打野球也不能例外。

无论如何，这个盖帽算是点起了烽火，你来我去之下，双方球风也越发凛冽。

陈晨手感还行，突破不成，他就拉出去投，这下防起来就没那么轻松了，毕竟我在低位，总不能次次上高位协防。

而每当我持球，陈建军的儿子也是死死盯防，不来两个以上的变向、变速，压根没有出手机会。

这才有意思嘛。

激斗正酣，突然有人攘攘上了——我方控卫跟对方一黄毛高个儿，还没看清楚，两人已抱作一团。

赶紧拉架啊，陈晨也劝，说又不是第一次打球什么的。

好歹拉开，两人依旧骂骂咧咧，我拍拍黄毛的背，说哥们儿箅了，不想他一把甩开我的手，说：“算你妈屄！”

可能是的，类似的话吧，听不太清。

我飞起一脚，给这货蹿了个狗吃屎，半天都没爬起来。

几个高冷艺术家扑上来，我猛喘了一口气，阳光普照，一切都新鲜得令人心花怒放。

继三月中的聂树斌案后，三月底湖北又爆出一个佘祥林案，某种程度上，后者转移了公众对前者的关注度。

刑诉法老师用了一个词——“巧妙”，他说倒不是讲有什么阴谋，而是余祥林案因被害人的死而复生己成为一个板上钉钉的冤假错案，没有任何推诿糊弄的余地，而聂树斌案可就复杂了，根本是一锅浆。

老贺也说聂树斌案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的复杂不在案情本身，而在利益纠葛。

“当年的主事者，”她神秘一笑，伸出食指向上捅了捅，“如今国安部一把手，啥情况自己琢磨一下。”

这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法哲学、法实践问题，而是一个官本位问题，正是这样的官本位才让我们选择了这样的法哲学和法实践，总之，老贺说，聂案之惨烈不过是我国司法花絮的冰山一角。

是的，两个活生生的案例像是给诸位老师打了鸡血，搞得他们唾液狂喷，不止在课堂上，连论文项目开个会都未能幸免。

甚至乐队哥几个跑沈艳茹那儿听录音时，她也问了问这个事，简直莫名其妙。

白毛衣说录音还行，混音她可不会，不过有需要的话她可以帮我们找个混音师。

至于有没有需要，我们一时也拿不定丰意。

大波全程塞着耳机，摇头晃脑的，等出了办公室，我一把给他耳机揪了下来。

在我冷峻的目光下，他靠了一声说：“这是他妈的论文素材！”

他的意思应该是自己很用功。

于是我就借一只耳朵听了听——King Crimson的《二十一世纪精神病人》。

然而不等走出三角楼，耳畔便响起那个熟悉的旋律，渐强、反复，尽管配器完全不同。

我以为自己早己忘记，心里却还是咯噔了一下。

三月十二，也就是4月20号，是姥爷生日，以更换二代身份证为名，我回了趟平海。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不太高兴，至少表现得不太高兴，她说周末派出所又不是没人值班。

我假装没听见。

午饭直接在小礼庄吃，那股闹腾劲儿跟去年大寿比，也没差到哪儿去。

下午醉醺醺地去做了信息采集，前后折腾了一个多钟头，完了给王伟超打了个电话。

晚上呆逼们在柳絮纷飞的平河滩上吃了顿户外烧烤，王伟超主烤，不喝酒是不可能的，虽然母亲叮嘱在先。

到家时得十点过半，母亲在电视柜旁吹头发，见我进来，她只是歪了下脑袋，没吭声。

我叫了声妈，她才转过身来，关了下吹风机，马上又开了——我也说不好，或许只是调了下档。

我问奶奶呢。“睡了呗，”她瞅我一眼，“不催你就不知道回来！”

我坐到沙发扶手上，笑了笑，没说话。

“你说说你啊，时间还安排得挺满当。”她把头歪向另一边，接着吹。

我像个大人物那样叹口气。

母亲笑了下，很快又没了音——起码在嗡嗡声中听不见了。她穿着粉色睡农，香喷喷的，暖风把这种香喷喷无限放大后，吹到了我的脸上。

“我爸呢？”我靠近母亲，夺过吹风机，“还没回来？”

“完了，完了！”她挣扎了一下，很快抻着脑袋侧过身去。

我吸了吸鼻了。不知是酒精还是嗡嗡声让我的脑子有点发麻。

“你爸啊，小礼庄呗，说一会儿回来！”吹风机的轰鸣中，她声音很大，叹气声也很大，“正打麻将！”

我轻轻“哦”了一下，也不知道“哦”给谁听。那头青丝在我的手中滑过，感觉很奇怪，所以我说：“头发长了。”

“那可不是长了，还能越长越短？”母亲笑了笑，很快抬起头，“换小档啊，啧，我自个儿来得了！”

我也有样学样地“啧”了一声，很快换成了小档。

“凉风！”

我又换成了凉风。这次没“啧”，而是打了个酒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