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因是整个民国的上层精英们，虽然都知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对于中日战争的残酷性和规模性的认知还不够，他们对战争的理解还停留在过去几次国内战争，以及比如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长城抗战这种有限对日战争的基础上。

但是，周文却是知道，包括华夏全面抗战在内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牺牲和死亡人数最多、波及面最广，参与国最多，同时还是最违背人性的一次大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一次浩劫。

不论是日本鬼子在南京以及华夏各地对平民的大屠杀，还是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都是严重的，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

甚至以米国为首的盟军对日本和德国各大城市的无差别大规模轰炸，以及最后在日本投下的两颗蘑菇弹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属于反人类的行为。

在这种残酷的全方位战争环境下，一城一池毁于战火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斯大林格勒、比如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柏林，德累斯顿，比如小鬼子的大半个东京城，还有被蘑菇弹彻底摧毁的广岛、长崎。

但包括张长官他们三个大佬在内的民国精英和高官们都不知道，他们对于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还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就会抱有幻想，幻想着自己的家园还能得到保全，幻想着小日本对于平民和城市会手下留情。在此情况下，他们自然对于将南京这个民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作为中日决战的战场而难以接受。

还有一个原因是，包括校长在内的民国高层，其实对于欺压了中国近百年的小日本有种畏惧心理，对于与日本人展开一场全方位的战争缺乏信心。

所以他们总是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如果在上海与日本展开决战，势必会对在上海这个国际都市有很多利益的西方列强造成重大影响，西方列强也许不会坐视中日之间的战争扩大而进行干预。

这种寄希望于所谓国联和西方列强来进行干预，从而避免全面战争的侥幸心理，导致在战争初期，整个国府上下都缺乏一种背注一掷、与敌皆亡的决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