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宫务厅财务处那边为了避嫌，估计还能再占一个名额。

这边比较独特的政治氛围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上海在一些具体行政措施上面，和是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甚至可以是走在前面的。

比如1858年的时候，上海那边就是出台了第一份地方性质的报业规范，正式批从官方审核上准许民间办报，不过报纸刊登的内容都必须经过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审核。绝对不允许刊登诋毁帝国，鼓动骚乱，诋毁皇帝以及皇室的任何言论。

但是好好歹总算是正式明文规定可以办报了，不用和以往那样天天担心着官府什么时候就来查封了，要知道现在就连帝国中央都是没有和报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能不能办报全凭地方官员自行决定。有些地方的官员开明一些，比如上海，这样就允许办报。

如果地方官员是个顽固保守派，比如一河之隔的通州，现任通州知州是个在正经不过的儒家老顽固了，他虽然着一河之隔的上海搞工业，大搞机织布产业，但是他却是对所谓的言论控制的极为严格，在他治下你要是敢办报，分分钟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就得上门抓人。

除了比较独特的政治环境外，上海当时商贸区和上海县合并以后，原有的商贸区雇员们依旧保持着自己只是雇员而不是官员的心态

因此你去其他地方可以遇上一个小小的科长就跟你摆官架子，但是在上海这边，哪怕是上海市长萧昌中面对那些商人的时候，都得笑呵呵。

怎么呢，政治待遇不一样

你去其他地方投资，那些官员把你当肥羊，见了官员还得赔笑。

但是在上海市这边，那些官员把你当老爷，见了你得赔笑。

虽然上海市的官员们这样做显得没有官威之类的，但是效果却是相当好的。

1859年底的上海，和中国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极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来到了上海，就跟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给人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而这样的上海自然引来了很多人，甚至是内阁高层官员的注意和不满，比如保守著称的江道泉，他就会上海的很多事看不习惯。

但是这些人不喜欢归不喜欢，但是却是没有一个人敢在林哲面前乱话的，为什么？

因为1858年，上海一市的税收高达一千七百万，如果算上上海海关大约一千两百万的话，那么上海区区弹丸之地，就给中央财政贡献了两千九百万的税收，比除了上海外的整个江苏省都要多三四百万

其工业产值占据全国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