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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这个问题，产生出来并非一日之寒，想要解决也不是一日之功，就像是牛皮癣一样，又或是如同小强一般，杀了一波，依旧还有一波，看见一个的时候，往往底下已经是一窝。</p>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而现在，斐潜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p>
拿出大棒子来，自然也要掏出胡萝卜。</p>
紧赶慢赶，在龙首原的拜将坛总算是建好了，可以如期举行仪式。</p>
功勋爵位么，有谁不喜欢？</p>
华夏从秦朝的时候，开始了走向中央集权，大一统的趋势，但是实际上，即便是以秦始皇那种无上的权威再加上磅礴的军势，依旧无法完全推翻春秋战国所存留下来的诸侯分权制度，即便是到了汉代，各地郡守在权柄方面上，依旧是宛如诸侯，中央政权的管控体系非常的粗放和滞后。</p>
不过汉代有一点还算是不错的是，即便是当下朝堂所能控制的区域极度萎缩，各地郡县官吏即便是世袭，也在表面上遵从了汉代选官的制度，也就是由上一任长官或其群属推举出下一任长官，或是搞一个什么乡老推选等等，然后再向朝廷报备——虽然所谓报备就是搞个祭坛，焚烧表章了事，至于天子能不能从上天那边获取信息，就不管了。反正不是说为天子么，若是老天都准备不告诉你，还能怪谁？</p>
即便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汉代，世袭的只有爵位，并无世袭的郡县实权。</p>
虽然很多时候只是名义上是如此，但是也算是一种进步了。</p>
至于像是唐朝的所谓羁縻州，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倒退，毕竟允许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自治，这是在交通时效等等等问题之下，采取临时性的举措，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其长官也如果任其由部族头人世袭，完全放任，那么和割裂又有什么区别？</p>
所以唐代之后，到了后来宋朝，明朝，形成了土司制度，使得从汉代就被纳入了华夏疆土的许多偏远地区，逐渐的走向了分裂割据转移，说起来当然也是武则天这个老娘们干的好事，内斗内行，对外么，只好一再妥协了事，后世的慈禧也是如此。</p>
土司制度，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似乎是获取了短暂的和平，但从长远来看，实际上对于华夏统一，还有持续的领土扩张都形成了巨大的阻力。</p>
斐潜认为，像华夏这样地形复杂，南北遥远，地域广阔的情况下，只有大一统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否则很容易形成分裂，进而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无力向外扩张。所以斐潜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如此，越是偏远，越是需要将华夏文化渗透进去，推行教化，然后三代之后，自然就基本上归附了。</p>
而要对各地郡县，以及偏远地区形成震慑力量，强大的中央军事实力，不可或缺。</p>
要保持军队当中的荣耀体系，那么就要给军队将领，特别是其中优秀的统帅，授予可以世袭，但是代代递减的爵位实地作为奖励。相对应的，可以给文官系列的授予实地的管理权，但是不能给于其世袭的继承权。</p>
简单来说，就是一条，非军功不封侯。</p>
毕竟皇帝要给自己儿女分封王爷公主，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可以给待遇，不能给荣耀，也不能给实权。也就是说，有实土的管理权还可以世袭的，只有军功的爵位，并且代代递减，这样才基本上可以说不会出现沙场卖命搏杀九死一生，竟然还不如在皇帝面前谄媚获得的好处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后者，以至于国家的尚武精神越来越差，越来越少。</p>
如此，在高等爵位上，就形成了同姓王和异姓侯两条线，王是王，侯是侯。虽然两条线都可以获取封地，但是王为虚封，就是多领一份钱粮俸禄，而侯为实封，并且尽可能都册封在新开拓的疆土之上。</p>
所谓王爵，只有一个等级，就是以某某为称号的王爷，或者公主，或封郡，或封县，封地大小也就代表着王的大小，按照汉代惯例，王是不掌握实权的，实际地方政务由其国相掌握，有开庙祭祀的权柄，然无实际的军政权力。若是异域外邦的王族，投降之后，也并入这个体系当中。如匈奴、乌桓、鲜卑乃至羌、氐各部酋长等等，或者直接用汉家的王称号，或者依旧用其旧有称号，比如单于等，身份与同姓王基本相同。国相由中央朝堂指派人员担任，有任期，有考核。</p>
侯爵体系，则是采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公、侯、伯、子、男，再加上列侯和关内侯，一共为七个等级，当然，根据封地的大小，即便是同等级的侯爵，也分高下。侯为名爵重器，例有军功才得封赏，封地由侯爵自行掌控管理。就理论上而言，哪怕贵为宰相，若无军功，也是无可生而封侯的——死后追封倒有一定可能性，而这种追封，就是个名头而已，并不能像是军功侯爵一样获得实际的封地。</p>
因此整体而言，不管是从实际利益，还是个人荣耀，自然是侯爵最高，如此一来，一方面军功以新开拓出来的实地分封，有助于借武将名望，对于新拓之地进行持续的镇压和稳定，另外一方面在推恩之下的递减作用，也使得这些土地可以渐渐的并入汉家领土之中，属于一举数得的事情。</p>
这样或许才能大体上平衡文武之间的关系，因为文武分出来的道路方向不一样，文官不用打生打死，就可以得到地方管理的实权，但是文官可能三年一任，或是干不好直接就被调走或是贬官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