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商周三代时期，是“天命”论笼罩下的民本思想，属于“天命顺民命”的类型。统治者认为君权是天命赋予的，但天命是顺从民意的，如果统治者不体恤民力，不修德政，天命就会根据民心所向转移到新君那里。

如《尚书》之《五子之歌》《汤誓》《泰誓》三篇文章，就代表了夏禹、商汤、周武三王的民本思想。

商汤在讨伐夏桀之罪的《汤誓》中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的《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正因为统治者明白天命顺民命的道理，所以统治者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尤其是“小国周”统治者从“大国商”的灭亡中总结了历史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夏商时期的民本思想。

如《尚书·周书·蔡仲之命》就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是不分亲疏的，他只辅佑有德之君。民心也无常主，他只归附于爱己之君。

这也成为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来源。

孔颖达在文章中旁征博引妙笔生花，详细阐述了民生为本的理念，看得一众学子儒生官员贵族如痴如醉，深刻反思。

就连稍稍识得几个字的百姓亦是鼓掌叫好。

当世大儒孔颖达这可是再为天下的百姓发言，怎么能不叫好？

一时之间，《贞观周报》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而世家门阀们在品味这篇“社论”的内在寓意以及题外之意的时候，亦在警惕房俊的动静。可是令他们感觉到诧异的是，房俊似乎当真全部身心都投注到这份《贞观周报》当中，对于元氏的案件没有一丝一毫的理会……

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

难道真的是畏惧与元氏的势力偃旗息鼓了？

亦或是就算败家也要败出一份与众不同的风采，也得弄出一个花团锦簇博得一声喝彩？

但是无论大家怎么猜测，房俊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一周之后，《贞观周报》第二期如期而至。

这一次的焦点已然毋须提醒，买到报纸的人第一眼就看向主版的“社论”。

这一次担任主笔的不是孔颖达，但是名气却丝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