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方面，其实青岛县就更是典型了。五十年以来，这座全东岸最大的港口城市受益于东岸的崛起及工商业的强劲发展，进度神速。目前，该县境内的第一产业已经大为萎缩，种植粮食的回报率太低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抛弃父辈的传统职业，涌入城里做工，至不济也会想法去潘帕平原发财，固守农业种植的人是大为减少，且整体年龄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而且，即便是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的青岛县居民，他们也更喜欢组成一个个农业合作社，以蔬菜、水果、花卉、园圃及特种饲养业为主要经营方式，市场就是面向城里人，这说起来其实也不太能算是传统的第一产业了，因为他们基本不生产粮食。

如今你且去码头看看，时不时就有一艘运粮船满载各类食品从河间、鸭子湖一带起航，然后抵达青岛港码头卸货。而在内陆地区，通过青梅铁路及西南铁路支线（鸣鹤县前进农场—青岛港），一列列拉普拉塔之星列车也满载玉米、大豆和小麦驶进青岛火车站。更别说，远在南方的巴塔哥尼亚，几乎每个月都有三四艘船满载牛羊、咸鱼、盐、干果和小麦抵达青岛港了——城市化程度极高的青岛县就是这么特殊，吸引四方商人、手艺人和企业主的同时，也让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们运来商品，供他们消费，而这同时也是东岸人追求的目标：什么东西都自己生产，什么生意都要自己垄断，不给别人一点钱赚是最愚蠢的方式，经济剥削下的贸易平衡才是最完美的形态，不然你手里攥着一堆的钱当金银的奴隶很有意思么？没人服侍你、没人给你打工，你赚那么多钱做什么？

英格兰王国驻东岸大使塞西尔先生今天就刚刚接待了一群来自英格兰的商人。这些商人从旧大陆万里迢迢地给东岸人运来了许多重型挽马、军用优质白煤、铅锌矿石及少部分由门德斯公司委托招募的来自爱尔兰的移民，说他们是为东岸人服务的一点也没错，盖因在贸易层级上，英国人的地位明显低东岸一头，对东岸商品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塞西尔男爵在东岸生活了差不多七年时间内（中途因故被调回伦敦一段时间，几年前第二次来东岸担任英格兰大使），对东岸的内情有比较深的了解，也阅读了不少东岸的报纸和书籍，对城市化这个词自然也不陌生。特别是在印证了伦敦这座拥有超过四十万人口的巨型城市的发展历史后，一点不夸张地说，他的所得所获甚至还超过了大部分东岸政府部门中研究城市化的学者。

与青岛县这类东岸城市相比，伦敦的发展有些类似，但又有些不同。在这个英格兰硕大无朋的头颅中，东岸人认可的现代工业才刚刚起步，大部分企业的规模并不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小生产是城市经济的主体，手工作坊、私营小企业甚至家庭是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就业者主要是工匠、小商贩、食品批发（零售）商和数量不多不少的低层次的服务人员。

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较大比例（在其他欧洲国家，农业经济的比重比英格兰要高很多，甚至占据主体地位），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产品的剩余量较少——当然这在伦敦并不成立，不过伦敦周边也是存在着巨量的农业生产区为这四十万人口提供食品及其他商品的。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致使人口的增长不够迅速，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拉力”不够强大，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不够快。在这一点上，塞西尔男爵尤其羡慕东岸人，虽然他们是异教徒，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努力非常之有成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他们的政府每年在财政中列支大量费用，用于培养医生、护士、药剂师等专门人才，不断兴建医院，同时也开支在很多人看来无用的经费用于疾病的宣传，用尽量浅显直白的语言让国民们知道很多种类的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改怎么避免和预防，这对于提高城市的整体卫生环境，降低死亡率非常重要。

当然东岸人既然大规模在民间做疾控宣传了，那么这些东西自然就不太可能保密，塞西尔男爵这些年来自然也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讯息，受益良多。而他在将这些疾病的起因、传播途径、如何预防之类的资料传回英格兰后，确实也对伦敦这类大城市的环境卫生产生了不小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