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笛翻看了近日报纸，又回想历史上有关的记录，然后才将这件事大致搞明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的进攻。

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不少民国要人，包括青白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军政大员、银行家、文化人，如宋孙夫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陈寅恪、陈济棠等都寄居于此。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加派航班，力争在日军占领之前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来。由于《大公报》社长胡霖（政之）也在香港，该社总编辑王芸生向清先生的秘书陈布雷要求，得到蒋的同意，将胡列入抢救名单。

12月10日，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出人意料的是，不仅未见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相反，见到的却是孔祥西的夫人、二女儿孔令伟、老妈子、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

次日，《新民报》日刊刊出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所写现场报道，标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在4条相关新闻中夹杂着两行文字：

“近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呢？主要是为了逃避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昆明《朝报》转载王云五所写社评，将标题改为《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洋狗”事件遂被更加突出。

吴晗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愤怒地说：“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他的话，像是在一堆干柴上点燃了火焰，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演变成一场学生运动。

这件事闹大以后，政府辟谣，说飞机运洋狗的新闻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