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其实就是这样，包括凌然在内的医生都知道医院的现状。能读核磁共振的医生就那么多，能读到心脏外科可用，甚至提供更多细节的影像医生就更少了。而这种人都是每天忙到死的，愿不愿意抽时间给你阅读，再讲解的，那就更少了。

至于说多招人多挖人什么的，都没有意义。

国内用核磁共振的量已经超级大了，许多医院买几千万的核磁共振仪，一买就是三台五台的，加上原有的机器，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平均10台的核磁共振机的保有量是有的。这还别嫌多别嫌贵，门诊病人想要做核磁共振，往往还要排队到一周后，甚至一个月以后，以至于许多病人专门飞回家乡的小城市，拍了磁共振片再过来。

这里面改变的东西可以说是非常多了。比如许多病人担心的医生为了赚钱胡乱开检查，越大的医院就越不可能，因为医院的检验科影像科早都是超负荷运转了，业务科室胡乱开检查的结果，是被各个爸爸训的妈都不认识。

当然，许多病人也表示，去越大的医院做的检查也就越多，这样的结果，更可能是如下变量导致的——大医院的医生考虑的问题更全面，以及，去大医院的病人病的更重！

相应的，医生的诊断策略，其实也在发生变化，比如更少的开核磁共振和CT，以节省出结果的时间。

在这一点上，全球医疗结构都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欧美医院的医生主要是因为每次几千美元的核磁共振太贵，担心病人的医保超支以至于自己收不到钱。

“哦，这里用到术中主动脉表面超声了。”小师弟举起了红酒杯，轻轻摇晃起来。

电视里的景象一转，正是凌然在使用术中主动脉表面超声检查。

魏嘉佑再次提起了精神。

凌然日常做手术的景象，他是看过许多了，也见过凌然使用术中主动脉表面超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魏嘉佑承认，凌然的手术做的是足够好的。

但是，足够好的凌然的手术技术，是基于临床的评价，而今天的讨论议题，却是偏向于学术的。

这就给了魏嘉佑嘴炮的机会，也是他自信的源泉。

临床操作是受到种种限制的。有限的时间，不可能状态完美的手术器械，同事间的配合，以及病人的生理状态，乃至于精神状态，都有可能影响到手术的走向。

至于说学术性的要求，虽然不至于不尽人意，但是，对各项数据的各种统计，对一些数据的处理，很容易就会消弭掉那些“误差”，有较高的要求是必然的。

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参会人常用多场手术拼接出一篇文章来。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当然，魏嘉佑现在是准备提出异议的。

他的嘴炮，只放了一发就哑火，但他现在已重整精神，蓄势待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