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还罕见地在奏章里给出了合理化建议，要求赵曙封赠其生父及三位夫人“高官大国”，反对称亲，当称生父为皇伯。

台谏还抬出一个大佬，仁宗朝相公王珪，由他转奏，以增加分量，抗衡中书。

而以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的中书派，挑出了司马光奏章中的几个漏洞。

其一，赵曙为濮王守孝时，制服已经降了一个等级，其后对生父母称考妣，这是合乎礼节的；

其二，世间哪有儿子册封父亲高官大国的道理？

其三，礼制无称父亲为皇伯的先例。

于是中书建议，下两制下臣僚讨论。

这是一招昏招，结果意见反应上来，大多数官员站在司马光一边。

六月，曹太后从内中出手书，同样站在司马光一边，并切责中书不当议称皇考。

于是赵曙只好暂时罢议，要求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

于是台谏上套了，翰林学士范镇，侍御史贾黯上书要求依从王珪首奏。

而且仗着有太后手书，言辞也开始升级，侍御史吕诲直斥中书一帮子为——“佞臣”！

司马光的奏章也升级了：“政府之议，巧饰辞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

结果八月汴京大水，打断了这一进程。

然而到了十一月，救灾完毕，吕诲旧事重提，连上七道奏疏，在没有得到答复之后，连续四次请辞。依然没有得到赵曙答复之后，吕诲将事件升级——弹劾韩琦！

他将八月大水归咎于韩琦导君以谄：“《五行志》曰：‘简宗庙，废祭祀，水不润下。’”

“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犹在。乃心已革，谓天可欺，致两宫之嫌猜，贾天下之怨怒。得谓之忠乎？”

然而新年一过，初七大朝会第一天，台谏的矛头，突然一齐转向了参知政事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