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七十六章音乐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乐律与时序，度量衡，天文，朝制，礼仪皆有极大的关系。

一句话，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音乐问题，还是华夏民族一直用来指导民族进步的哲学理论。

音乐和哲学，看起来似乎并不属于一个范畴。

音乐遨游在情绪的天空，被用来描述最深刻、最细腻、最广泛的人类情感世界。

哲学则行走在理性的石阶上，以缜密的思考，严格的逻辑，揭示人类与自然界本质上的规律。

但是两者也有共通之处——同属于人类最高级的思维活动，都超越了语言的羁绊，没有国界的限囿，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而华夏民族，可以说是最早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民族，很早就赋予了音乐以“宇宙信息”的属性。

所谓“奏律歌吕，合阴阳之声。”“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所以导中和之气。”

夏祭之后，百官们又开始了继续关于礼乐的撕逼，定音，就成了重要的一个争论点。

礼乐礼乐，乐和礼是配套相成的，大宋之立国以来，先后三次定乐，然皆不尽如人意。

其中一项就是标准音高的问题。

太常寺收藏的大乐钟磬一共有三种：王朴制作的乐器，李照制作的乐器，胡瑗、阮逸制作的乐器。

其中王朴之乐，其声太高，太祖皇帝曾经明确表示不满意。

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还是有神秘学因素和情绪体验在里边——“音高则悲，亡国之音也。”

于是仁宗景佑中，又命李照定乐，参照律法以取黄钟之声。

但是这又不符合大宋人的当下习惯，似乎过于低沉，所谓“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

到皇佑年间，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声音略低，而声律分布相接近。但是铸成的大钟，音色又出了问题，声音弇郁，所以还是不能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旧乐。

但是太常寺乐工在使用王朴旧乐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若用王朴乐，钟磬即清声难依，如改制下律，钟磬清声乃可用。”

搞了一百年，朝仪礼祭的音乐始终没搞好。

致仕赵抃也是大音乐家，上书朝廷，陛下此事非我朝乐律大家苏油苏鱼公不可决。

于是在朝会之上，赵顼将这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交给了苏油。

苏油当时都傻了，我啥时候成了我朝乐律大家了？！我手上事情多得一逼，赵公这是要整死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