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怎么洗，熙宁八年到熙宁九年割地之时，王安石是大宋的首相，这一点是铁的事实。

所以王安石真的没有一点点的责任？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非古”的思潮在作祟而已，就是前人定论的东西我一定要推翻，前人否定的东西我一定要肯定，如此方才显得“今人胜古人”。

不过不论如何，在如今这个时空，司马光的去世，让朝中只剩下了温和派，苏油将几项关键的新法一直拖到现在，没有如真实历史上那样被尽数罢废，总算是取得了一场变相的“胜利”。

这样最好，起码这个时空里，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身后的污名和非毁，将会比苏油穿越来的那个时空小得多。

不管真假，大宋也需要这样两个标杆，作为如今所有官员的榜样。

苏油之所以着急忙慌地赶回京城，还有一个原因，司马光临死前立了遗嘱，让苏油为他主持丧礼。

这个可是大事件，另一时空里司马光的丧礼由程颐主持，此公泥古不化，导致蜀洛两党大起党争，保守派内部由此彻底分裂，之后被改革派翻盘。

这样的事情苏油当然要全力压制，而且如今他也有这个实力。

程颐可以不服苏轼，但是不敢不服他苏油。

官场不论，在学术辈分上，苏油也和张载司马光王安石是同一级，而且是理学一门的开创者，嵩阳书院“天理人情”的校训，就是苏油最早喊出来的，同时他还是嵩阳书院最大的赞助人。

而嵩阳书院的外围，就是郑州理工学院、嵩阳兵工厂、大宋宗室权贵们把持的工业大基地。

苏油在这些地方的影响，毫无疑问也会反射回嵩阳书院。

真要认真论起来，程颐还得管苏油叫山长，叫师叔。

而以司马光和苏油的深厚交情，大宋没有一个人认为司马光的这道遗命不合适。

从调查河北开始，两人做了无数次的战友。

在司马光最沉沦的时刻，是苏油一直在不远处陪伴着他，支持着他。

这种支持不是表面上的简单问候和关怀，不是为司马光设计了隐士田园风格的独乐园，而是苏油在陕西创造了奇迹，证明除了拗相公的那一套，大宋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保住了保守派的“一方天地”和“政治正确”。

在司马光心里，这才叫“肝胆相照”。

而最神奇的是，在王安石的心里，苏油用同样的一件事，也保住了他身后的声名地位与“政治正确”，同样是“肝胆相照”。

这就是苏油入仕二十六年，苟出来的声望与地位。

神奇滑稽，然而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