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为了确保买粮的人都是急需、救急，粮食定价是非常高的。

在李素开卖之前，长安城里的粮价还是白米一石一千六百钱到一千八百钱之间，李素直接标到了白米五千钱，比目前已经很畸高的粮价还高出三倍。

此价一出，第一时间果然全城大哗，所有百姓都不敢置信，尤其是那些原本对李素报以青天期望、觉得他是救民清官楷模的，一个个捶胸顿足，恨铁不成钢状。

不过，这个价钱倒也没有人马上买，毕竟其他粮商那儿还有更便宜的在卖，还可以买便宜货。但这些便宜货也涨价涨得非常快，看到官府撑腰，最便宜的白米瞬间涨到两千钱以上，大部分停留在两千二三百钱，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但很快，这些便宜货也消失了——十六日午后，李素宣布官粮涨价后仅仅半天，他就开始亲自派人拿出府库金钱，在长安市场上的粮商那儿扫货。

理由嘛，也是怕灾年京兆秋收不足，影响勤王大军军粮供给，这一点暂时还很正常。

然后李素的买盘从两千二百钱扫货扫到三千钱，散出去铜钱数亿钱，买进粮食数十万石，把长安城里便宜过三千的统统买断了。

三千再往上的，李素倒是没收，他只管无限量三千收然后挂五千卖，指导价中间留下的区域，由商人自己跟风涨价——这也是李素不希望将来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不希望真相大白之后依然残留盘剥百姓的无辜恶名。

毕竟他最终的平抑粮价心理价位就是三千一石收/卖，他不能出尔反尔，也不能留下“拿个假的高收购价先把外地商人骗来”的恶名。高于三千的都该是波动过程中的瞬间价格，不是政府指导的。

听说李素这么干了之后，桥蕤也没第一时间就相信，他反而派了细作来长安市场上暗访，足足花了两天时间确认，不光确认价钱，也要确认成交量是不是真的放量了，还是李素自己在左手倒右手做假行情。

两天之后，六月十八日，桥蕤确信无疑，终于用快马把长安粮价行情分别用军情和私信回报回南阳。他的信使有驿站快马可以换乘，日行三百余里，二十日出武关，二十一日就送到了宛城，为袁术所知。

可惜，袁术对于这种跟后勤民生相关的报告，根本看都不看也看不懂，直接丢给下面的人酌情处理。杨洪、阎象等谋士看了，觉得有利可图，干一票也无妨，就按照这个调子批复。

有了袁术谋士们的默许，那些跟袁术官方多多少少有点交集的荆北官商纷纷活动起来，先打探确认长安的行情，然后按照李素宣传的政策，去南阳郡与上庸郡交界的筑阳县、南乡县等地，跟上庸的益州官商办理“钞引质押物提存”手续，确保他们卖了粮食之后能回程换到的奢侈品有货，这才开始组织运输。

具体的操作是这样的：比如一个南阳郡的袁术商人，运了一万石的白米，在南阳本地价值八百万钱，运到长安就值三四千万。

那么，他们就按照李素许诺的三四千万，先在起运前让上庸的益州官商验货，确认无误后，益州官商从官库邸阁里划出在南阳当地价值三四千万的蜀锦盐铁瓷器等货物，单独挪到邸阁的另一间空屋子库房里，双方贴上封条提存。

只要南阳商人半个月后，粮食运到长安、拿着盖了京兆尹李素大印的提单钞引，数量跟当初的质押封条对得上，确保粮食到长安没有缺斤短两，那么上庸边境的益州官商就立刻揭封条交割库内奢侈品。如果有缺斤短两，那么提存的货也扣些分量，以京兆尹公章的钞引为准。

南阳本地的商人，第一批组织起货源，已经是六月二十三了，等他们沿着武关道的丹水河谷、和后续的陆路运到长安，已经是七月初了。

而这批粮食都还没到长安之前，长安城里就又发生了一些变故——因为曹操第二次派薛悌来秘见王必要情报，就发生在这七八天的时间差里。

可惜的是，薛悌当然不可能第二次见到王必，他已经被李素捉拿了，一顿往死里毒打和各种汉朝人没见过的酷刑，就招供了他是被曹操指派、窥伺刺探朝廷来的。

李素也不杀他，正准备让杨修把这个“怀着破坏朝廷与袁绍关系不可告人阴谋”的家伙，绑紧了送到袁绍那里去呢，而且要嘴里塞袜子，千万不能在半路上死掉，不许他找机会咬舌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