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整理了一下思路，诚恳地解释道：“陛下，民生和变法的账不用臣再说了，陛下已经听了子初之劝。军事之利，也不用说，孝直说得有道理。

军事得而民生失，一利一弊相抵。所以臣以为，影响这个决策的最后关键，在于速攻邺城，大义上是否有利。

而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之前我军攻幽州，是讨伐国贼袁氏，这没有问题，曹操来了，那也是救袁熙，被我军一并击溃。所以我军始终占据了讨国贼、平伪朝的大义名分。

如今邺城未破，袁尚还在抵抗，而袁氏是关东第一国贼，刘和为袁绍所立，伪朝为袁绍所倡建。我军攻邺城，是助袁尚先击退曹操、还是助曹操直接攻打邺城？

如若视曹操为无物，坚持我军的大义传统，不跟头号国贼合作，那曹操会趁机跟我军为敌，袁尚也会恐惧于必死无疑，说不定主动开城降曹，到时候还是袁曹合力战我。

所以，臣以为，示天下以诚信，彰显正朔，比战事上少死几万人，要重要得多。如今我朝已经必得天下，为何不再谨慎一点，确保将来无可指摘呢？

我们不需要任何跟敌人虚与委蛇、先诱骗其归降、合作，最后却找借口杀降，坏了青史大义。既然陛下决心要消灭袁家和曹家，就不用跟他们谈判诱降了。

如果将来最终敌人自己想投降，陛下也答应他封侯受降，那就要让他们善终。我大汉正朔，说到做到。不可如秦始皇出尔反尔害死齐王建。

陛下去年求学的秦之得失，以及陛下后来苦心为高祖时韩信之死、和帝时窦宪之死平反，不就说明陛下已经重视这些了么？为何会有反复呢？”

李素的核心思想就是一条：对于你可以不杀的人，你可以外交合作，对于肯定要杀的人，从头就不能流露出合作。如果自己很弱，不得不如此，那是没办法。现在我方很强。

所以，打是可以的，真要打，就摆出一起打的趋势，没想清楚的话，就谁都不放过。

刘备一愣：“这事儿，朕倒是没想到这么多。看来朕之学，还是停留在学，没有学以致用，时时谨慎，不够深刻。

不过，孝直劝朕时，也说过一些借口，确实让朕有所迷惑。如孝直言，谨守信义之事，也是可以略有权变的，要看是否是为了百姓少受苦难。

另外孝直学了贤弟的《史记索隐》之后，也另有心得，他曾劝朕，说秦始皇当年虽然失信，却也不过是以暴易暴、以诈易诈。战国之时，列国均诈术层出不穷，对于使诈在先之敌，难道也要死守信义么？

朕不是后悔，今日之事，就事论事，朕听贤弟的便是。只是其中关窍，终究不够透彻，请贤弟仔细分辩。”

刘备的态度倒也很诚恳，直接承认他确实是学习得还不够透彻，到了“学以致用”的环节，发现了更多实际问题，也经受了更多诱惑。

其实不光是刘备会有这样的疑惑。

哪怕是21世纪的人，看了李素当初那番对秦始皇“灭史灭法”之过的剖析，也会有很多人不服的，他们的观点，还多半跟法正相似。

李素觉得有争论是好事，精进就是要事上练，学完之后要去用，要指导政治实践，用了才知道自己哪里没学透。

所以他也很快捕捉到了法正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