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有人继续追问：“敢问府君，这古代的‘孤竹国’，又是个什么东西？你刚才可说我们是商人之后，孤竹国是古时一个经商之国么？”

田畴反而一愣，他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没想到文盲们有多文盲”，所以误以为报出“孤竹国”这个名字，大家就秒懂了。

看来还得解释得更小白一点。

“哎呀，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孤竹国啊，太史公的《史记》你们虽然没看过，但总知道《史记》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吧？这七十列传、开宗明义第一篇是啥？不就是《伯夷叔齐列传第一》，那是古今第一档的贤人。

伯夷叔齐就是商周之交时、商室封君孤竹国的公子，因为推位让国，欲离开故国投奔文王。但中道闻文王薨而武王立、会盟伐纣，伯夷叔齐以以臣犯君相谏阻。商亡后他们也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首阳山上，这是何等气节？

只是你们不知道，那孤竹国在伯夷叔齐死后，其实也并没有亡国，而是一直守着尊奉商室之名，留在这辽西。与辽东、三韩的‘箕子朝鲜’一样，坚持奉商为正朔。

皆因周在西而商在东，东北偏远之地，周人势力本就薄弱，周人立国后数百年，都始终未能扑灭东北方向的殷商故旧残余。孤竹国之亡，实则要到齐桓公二十六年（前660年），也就是燕人请管仲伐‘山戎’后三年，

那次所谓的讨伐山戎，其实就是来彻底灭亡孤竹国、把辽西收为周土的。《春秋》之所以把那次胜利称为齐桓公‘一匡天下’，

也正是因为那次桓公不仅仅是为了诸侯内战，而是把整个周天下的疆域范围往殷商故地又拓展了一大块，这才配得上‘匡天下’而不是窝里斗。

这么多细节证据，可不是我能编造出来的，你们这总该信了，自己是孤竹国后裔、自古是商人之后，不是蛮夷了吧。

那些鲜卑和其他匈奴支脉，血统比你们距离华夏正统要远得多，你们可不能自甘堕落自暴自弃啊！要好好珍惜自己华夏子民的身份，不要玷污了祖宗名分！”

（注：在春秋的时候，“匡天下”的标准，是要把整个“周天子朝贡体系”的范围往外扩张，才配得上这一称呼，也就是你不能在窝里斗分蛋糕，要把整个蛋糕做大，这才算是让“天下”体系的概念范围变大了。

所以齐桓时代打还算是“荆蛮”的楚人，和燕国东北的“山戎”，才算是匡天下，这些都不是周天子封的，是周朝建立时就已经存在的外国。）

田畴花了一些篇幅，来给这写乌桓人洗脑，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祖宗都认错了，原来他们不是什么自古卑贱的存在，那也是君子之后啊！

最后，田畴还恰到好处地引用了一句孔子的话，做了正本清源的阐述：“孟子曰：臣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故太傅在孟子基础上，在《史记索隐》此篇中注释：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这不是说蛮夷心慕汉化就能改了祖宗，但至少他们可以改变生活方式、风俗信仰。而中国入夷狄，说的就是你们这些原理文化教诲太久、疏远祖宗数百年后，竟渐渐忘了自己祖宗本为华夏的可悲之人！好在现在回头也不晚！”

这里必须澄清一点：田畴引用的孟子的话，当然是孟子说的。至于后面半句，历史上是到了唐朝编写《史记索隐》后，唐朝学者总结孟子原意得出的结论。这话的直接出处，应该是唐朝的韩愈。

但是，很显然因为如今这个时空，蔡邕先把《史记索隐》写出来了，把“五胡的民族性来源问题”先解决了一波，而这个撰写工作中，当年李素肯定也有参详切磋，所以李素把他知道的一些唐朝人写《史记索隐》的有用语录加了进来，自然也包括韩愈。

不过，后世韩愈的话也有进一步被扩张滥用的，那都是因为蒙元和满清崛起后，他们需要寻找更多的扩张证据，也导致韩愈的话被后人用得更加不体面了。

那些过度扩张曲解的部分，李素当然不会乱用了，也没这个必要。所以李素和蔡邕的书，肯定不会成为蛮夷入主华夏正统的论据，只会成为汉人吞噬蛮夷的武器。

李素和蔡邕都是一辈子在跟正统论打交道的高手，他们出的正统性教材，肯定不会有低级错误的。

田畴也算是其中比较能“领会文件精神”的上传下达官员了，历史上他就干安抚招纳胡人的事儿，现在给他更新一下装备，更得心应手也就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