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台布隆伯格终端机，实时显示自己公司的股价。 可见李嘉诚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自己的公司的股价。

江绍唐问道：“坊间有传言，你与现届政府关系不佳，这对你做出商业决策是否有影响？”

李嘉诚道：“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息息相关。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落实执行，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我与香港或各国政府的关系都是建基于此的，不会因个别领导人或官员的变动而受影响，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不过，我观察到一个不健康现况在扩散中：“为官难，为民亦不易”，这对政府和社会来说都是双损局面。有时候我庆幸自己并未当官，因为为官者要面对如何平衡和解决不同权益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演变成更大的问题。”

江绍唐道：“在过往六十多年经营中，你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与政治打交道时你的原则是什么？”

李嘉诚道：“我不是聪明的人。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担忧也没用。我没有参与政治，但我关心政治，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是难以处理的。我希望政治和经济好，让人民富国家强。我曾经说过，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我的基金会不停地做公益事业。我并非万能，无法预测政治变化，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做出对股东有利的事。”

江绍唐道：“你近年的投资，为什么多选择在欧美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李嘉诚道：“这跟你要成立黄金海外投资是一样的，做商业贸易的人，最希望就是遵守游戏规则，因此一定选择有公平法律的国家，我们在一些国家经营三十多年，政府并没有因为我是外国投资者而出现不公平的对待。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

江绍唐道：“你曾经说过，财富的增加到了一个程度，便不会带来更多安全感。但如果财富继续增加，是否带来不安全感？”

李嘉诚坦然的说道：“不会。”而且只有两个字。

江绍唐道：“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吗？”

“不是。”李嘉诚说道：“我跟你说过了，我的最艰难时候是十三四岁。12岁时，日本侵华，我和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后来日本入侵香港，母亲带着弟妹回到潮州，我与父亲留在香港。日本统治香港期间，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13岁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不够一年，他去世。照顾父亲这段时间我因为喜欢看书，发现自己也有肺病，病情接近危险阶段，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 ]身为大儿子，为了母亲和弟妹，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也不停抢学问，到旧书摊买旧书看，其中包括老师使用的教科书，跟谋生有关的书。三年零八个月的岁月，知识比得上一个中学毕业生，这段日子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病看过一次医生。即使是最艰难的日子，我也是充满信心。其实我投资欧洲，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就好比苹果三星这些企业，投资中国赚了钱拿回本国一样，现在国家不也是鼓励华人企业走出国内去赚取美元吗？”

江绍唐道：“财富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曾经表达过对内心的高贵的向往。”

李嘉诚道：“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寐，内心萦绕着很多问题。思潮起伏，结果直至凌晨，直到一个答案涌上心头，令我豁然开朗：我顿悟了把基金会视作我第三个儿子的道理，这样我会全心全意爱护他，给他分配财产，使他获得所需资源落实一切公益项目，把我的心愿永远延续下去。在财富要代代相传的传统观念中，将基金会视为自己的孩子，可以鼓励传承，期望这种想法能在中国人社会扩大和延续。基金会并不向外募捐，捐款人只有我一人，资金的大部分是基金会现有已投资项目的固定收入，另有部分是来自我个人从香港和外国投资所获收入、缴完税后再注入的。我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绝不惠及本人、家族或董事等等，也就是说他们都不能从中获得收入。基金会已拥有我三分之一的资产，至今我已捐出145亿港元，如有良好的项目，将不断地继续支持，希望能对我们民族有贡献。2013年，基金会在内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诺之数目达40亿港元，是历来最高的一年。虽然我在全球不少国家经营业务，大部分收入都从外国赚取而来，每一分毫都是税后才注入（基金会）的。但我规定基金会80%以上的捐款用于大中华地区，不超过20%的用在海外。所以我才会说，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

江绍唐道：“对于基金会，你不仅出钱，还出力，这是为什么？”

李嘉诚哈哈一笑，道：“这证明我对赚钱的重视程度不及捐钱。身为一个中国人，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誓要终我一生，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我视教育、医疗和公益慈善是终生不渝的事业。基金会主要做两大范畴：教育、医疗。在内地，我们有很多个项目在不同地方做了十多年，现在仍继续做，我们守信重诺，承诺的捐款均100%如期或提前捐付。除了捐钱，也亲力亲为，投入不少时间心血，使得来之不易的金钱用得其所，令项目受助人受惠最大，能如此，是我最大的快乐。我喜欢简单生活，我追求的是付出个人力量，协助社会进步。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是一种福分，从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这是“任务”。如果是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辞；但若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也以捐建汕头大学为例，成立至今三十多年来，我坦然面对任何困难甚至是忍受屈辱，对汕大也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