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当口，打东操场方向过来几个人，就站在甬道上，也没走近。但负责人立马迎了上去。一番拉扯后，来人才暴露在惨白的路灯下。三男两女，其中竟有李阙如。一如既往，他那头鲜艳的鸡巴毛迎风飞舞，甚是扎眼。这货眼倒挺尖，很快就发现了我，并脑瘫似地挥挥手，说：“靠。”果然脑瘫，打死我也不信他是平海人。另外俩男的叫不出名，就那矮个有点印象，貌似还是高中同学。至少在一中老校区时，他总在操场上踢球，和一帮三线厂子弟玩得挺好。能记得此人倒不是他球技多高超，而是他那佝背大喉结——戴上眼镜时还真有点像冯小刚。

再者，据说他爹在平海市公安局，不是正手就是副手。没有办法，一中有太多的官宦子弟。不可避免地，他们都会成为我的同学。不过冯小刚人还不错，偶尔在在校园里相遇，他也会微笑着打个招呼。正如此刻，他冲我点了点头。而我的平海老乡们已有人上前和他套起了近乎。

没有办法，三男两女给我们的老乡会平添了几分招聘会的气息。这鼓舞人心的场面连我都禁不住要摩拳擦掌。然而，等看到冯小刚身旁的女人时，某种难以名状的气流便从我体内迅速升起。一时间，连湖面的涟涟水光都有些刺目。直到陈瑶一肘子过来，我才如梦方醒。“张开张开。”她捧了四五个橘子就往我兜里塞。我一面撑开衣袋，一面又抬头瞥了过去。女人高挑丰满，大概三四十岁，一身灰白色的西装套裙恰如其分地裹出圆润的曲线。齐肩卷发下的那张脸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白皙丰腴，泛着丝艳丽的光泽。有点像张也。她提着手袋，四下张望一通后，忽然对上了我的目光。说不好为什么，我立马垂下了眼。“走啦走啦。”陈瑶挽上我胳膊，又递过来一个橘子。我俩在会场瞎晃一通，挨个道别后，就上了湖心小桥。走了几步，神使鬼差地，我又扭头扫了一眼。站在洋槐彩灯下的张也也正好望过来。片刻后，在丰唇舒展开的同时，她向我招了招手。

张也的鞋跟有点高，噔噔噔的。她站到桥上时，我真担心木质桥面会被戳个窟窿。“你是林林吧？”她拢了拢卷发，甩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我瞥了陈瑶一眼，胸中一阵麻痒。

“啧啧，不认识啦？我是你老姨啊！”这下变成了平海土话。

仿佛一束天光直刺而来，我心里登时明镜般锃亮。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那个脸盆般硕大的屁股，其次就是某个曾经教过我们地理的瘦猴——初三时有次教委来听课，他就坐在我旁边。虽然也没多说啥，但我知道这个细声细语的男人就是我若干表到三万里外的老姨夫之一。当然，还有“文化局的秀琴老姨”——这几年老听奶奶唠叨，母亲跑剧团可全靠她了。“要没这么个顶事的亲戚”，营业许可证都办不下来。但这个秀琴老姨变化实在太大，我简直怀疑是自己的记忆出了岔子。“老姨啊。”我笑了笑，却只能吐出这三个字来。

“女朋友吗？真漂亮嘿，姑娘。”老姨去拉陈瑶的手，又斜我一眼，“眼光不错嘛林林。”

一向伶牙俐齿的陈瑶突然害羞起来，她向后缩着身子，死命瞟着我说：“老姨好。”

“你好。啧啧，俊俏又乖巧，真行啊林林。”牛秀琴拍拍我的肩膀，扇来一股浓郁的香风，“还真是亲戚，在这儿都能碰着。光听说你在X大，心说来看看呢，这就碰着了。”

晚风如约而起，湖面上荡开夜的波纹。我反复捏着兜里的橘子，不时扫一眼灰蒙蒙的月亮。牛秀琴却没完没了，说她到平阳来办什么什么事，又问我功课忙不忙，手机号是啥。直到洋槐下有人喊了声牛姨，她才又拉住陈瑶的手说：“一同事的小孩，还有点事儿，你们玩，老姨就先走了啊。”于是我们就目送秀琴老姨优雅地穿过人群，回到了洋槐的彩灯下。她那个腰真是细了很多。我吸吸鼻子，掰开了一个橘子。

很快，三男两女步入夜色，消失不见。临走李阙如还冲我挥了挥手。这伙人高低不一、参差不齐，中间的高个得有一米八多。理所当然，陈瑶一路笑到了湖对岸。我把她抱起，作势往水里丢时，她才连连求饶。再次回到地面上，我女朋友满脸通红地拽拽衣裳，说：“你家亲戚还真多。”

二十一姥爷精神矍铄，有点鹤发童颜的意思。他老人家以前就虚胖，全靠大骨架衬着，这几年倒真瘦了下来。在这五月上午阳光明媚的农家小院里，他声似洪钟、健步如飞，一度搞得我目瞪口呆。迫不及待地展示了他养的那些花花草草后，姥爷拽上我的手：“走，看看咱种的菜。”“行了行了，咋跟小孩似的。”母亲皱皱眉，脸上浮起一抹牛奶般的亮色，“林林，给姥爷带了啥礼物，快拿出来呗。”

礼物嘛，是个清华紫光MP3，２５６M，三百多块钱。这是我绞尽脑汁后，陈瑶灵机一动的结果。当时我俩跑遍了平阳市区大大小小的商场、超市、专卖店，一屁股坐到世纪广场的台阶上，再也挪不动半步。ipod里左小祖咒跑出来，扯着嗓子唱那首《苦鬼》。于是陈瑶就捣来一肘子，让我切歌。她非常讨厌NO，说左小唱歌像便秘。另外她觉得这个“整天穿棉袄戴帽子佯装成少数民族”的苏北男人特别华而不实，时常警告我“要引以为戒”。因为ipod是陈瑶的，所以我只好切歌。她却欢呼一声，望着广场上热情洋溢的劳动人民，说：“你姥爷不是唱戏的吗？给他搞个MP3，再下点戏不就得了？”

陈瑶真是聪明，于是挑好礼物后我请她吃了麻辣烫。兴高采烈间，我问她要不要跟我回去。她头摇得像拨浪鼓。我说：“咋，不看看你爷爷奶奶？”她埋头掇着粉丝，没吭声。待我结账回来，陈瑶还没吃完。我就说：“快点呗，完了回平海，我也好见识见识你爷爷的糖油煎饼。”她依旧没吭声，好半晌才满头大汗地抬起头来：“要你管。”兴许辣椒搁的有点多，她两眼都噙着泪。这让我大吃一惊。陈瑶却毫不体谅，一把拽过背包，夺门而出。她嘴都没擦。之后就是国产电视剧里的庸俗戏码，我也懒得唠叨。唯一的例外是，在广场的巨型充气拱门下，陈瑶掉过头来，把MP3丢给了我。我问：“你去哪儿？”她头也不回：“回家。”

虽然稀里糊涂，但陈瑶确实很生气，后果也确实比较严重——我期待一周的性生活就此见了鬼。晚上在网吧耗了几个钟头，跟她聊QQ也不理我。网上评剧资源不多，我只好滥竽充数地塞了些京剧、豫剧进去。新凤霞的《花为媒》倒是经典——老小我就在姥爷的剧团里看过，但限于空间和媒介，也只能作罢。待我烟熏火燎地回到宿舍，刚好赶上一场烟熏火燎的牌局。这一闹腾就是大半夜。滚到床上时隐隐听到有人在唱国际歌，等我竖起耳朵，却又没了音。

二号醒来已近晌午。趁懒逼们还赖在床上，我用那台联想老爷机上了会儿网。

新闻里说弗朗西斯要被交易。同五年前一样，火箭的季后赛被同一个对手以同样的比分终结。虽给性侵案搞得焦头烂额，科比依旧勇猛难挡。他老这也是破釜沉舟的架势啊。宿舍里脚臭扑鼻，温馨感人，颇有点迪拜海滩上泳装美女的慵懒气息，但杨刚冲进来打破了它。他大叫：“不好了！”在几声不满的哼哼中，我问咋了。他兴奋地说：“不好了！北京又发现了非典病例！咱们又得鬼门关走一遭了！”于是，刚刚还死猪一样的众逼立马打床上蹦了起来。就这当口，我跑卫生间给陈瑶打了个电话。可怜我肠子都要拉出来，人家就是不接。

到平海时将近四点。母亲站在长途客运站外，远远就冲我招手。她上身穿了件对襟休闲衬衫，下身则是一条黑黄相间的碎花长裙，脚踝上的平底鞋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我一眼就发现她剪成了齐肩短发，黑亮柔顺如故，风抚过时却像一只黑鸽子张开了翅膀。头顶巨大的钢化玻璃把飘忽忽的蓝天白云纳入腹中，又猝不及防地斜劈下一道黑影。说不好为什么，我眼皮突然就跳了跳。母亲接过包，先问我饿不饿。我笑笑，略一迟疑说饿。她挽上我胳膊，白了一眼：“越长越傻，饿不饿还要想半天。”

毕加索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宽敞。我把副驾驶座位往后调了又调，母亲说行了。我问我爸呢。她递来一瓶水：“鱼塘呢呗，这两天人多，你小舅饭店都开了关关了开。”说着她莞尔一笑。母亲依旧梳着偏分，柔丝划过一抹圆弧，斜扣在肩头。随着她嘴角弧度的飞扬而起，整个车厢都隐隐荡着丝说不出的妩媚。我赶忙撇开脸，好半会儿才说：“那明天咋办？”“明天歇呗，你姥爷的事儿都忙不过来呢。也没请啥人，你小舅自告奋勇非要当大厨，你就看他能耐吧。”

２０００年夏天村东头那片地被征去建了新型工业园。在猪瘟和母亲的双向压力下，父亲一番摇摆后还是重操老本行，把养猪场搞到了城东小礼庄。为此他时常念叨：当年要不是你妈拦着，真包了建筑队，咱现在也发了。不过养猪也有养猪的好——何况是父亲这样的老手——只要没摊上大病大灾，除了换季，平常也悠闲。０２年父亲又承包了几亩鱼塘，算是和小舅合营。后者呢，在民房外扩建了两间简易房，再搭上二楼，开了个小饭店。我也光顾过几次，生意还凑合，毕竟附近就有个长途客运点。何况鱼塘的钓客们好歹也得吃碗饭。

紧随养猪场，２０００年冬天村子也要拆。起初说是划拨为一个三本的新校区，结果一荒就是两年。直到去年那堵绵延而颓唐的围墙才被推倒，长出来的是北方汽车城和若干名字都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楼盘。全村十二个生产队分三拨被安置到了平海的角角落落。出于乡土观念和某种可笑的尊严，村里组织人手到乡镇和区政府闹过几次，最后也不了了之。当然，村干部都发了一笔，一种靠以往卖树卖地卖机器所不能企及的大发。０１年４月份我们就搬到了这个城东北的御家花园，有个二百来户吧，大多是以前的乡亲。我家在五楼。母亲习惯走楼梯，我也只能跟着。“想吃点啥？”她那条白生生的胳膊在我眼前晃呀晃的。

“随便。”

“随便随便，随便能吃吗？”母亲在拐角转过身来，绷紧俏脸，却马上又笑了出来。斜阳黏糊糊地趴在天窗上，仿佛时光在恍惚间遗落的一条残影。

当然不能随便，在母亲提供的短得不能再短的菜单中，我选了鸡蛋西红柿捞面。母亲很快忙活起来。我问奶奶呢。她头也不抬：“听说你要回来，高兴得不得了，谁知这会儿又跑哪儿啦？”我倚着门框，哦了一声。她麻利地拌着面粉，呲呲呲的，一头青丝弹性惊人在肩头颤抖不止。我不由想到一个特别流俗的词——苍蝇拄拐棍也爬不上去。“咦，”母亲回头瞥我一眼，又扭过脸去，半晌才说，“你也不累，歇会儿啊，监工呢这是？嫌热空调打开。”“不热。”我转身去开空调。不等拿住遥控器，厨房传来母亲的声音：别开了，当心着凉。

吃面时我狼吞虎咽。母亲坐在一旁，说：“你不能慢点？”

“好吃啊。”我伸了个大拇指。

“德性。”母亲笑笑，捋了捋头发。

“啥时候把头发剪了？”我盯着面，含混不清。

“还以为你眼不灵光呢。”椅子挪了挪，“就前段时间啊，短点也好打理。”

我没吭声。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打记事起母亲就是一头长发，偶尔也会稍加修理，但剪这么短还是第一次。

“咋，可难看？”母亲突然说。

“哪儿呀，好看。”我抬头笑了笑，又埋了下去，“就是习惯了长头发。”

母亲没说话。我搅搅碗里的面，刚想说点啥，奶奶回来了。一阵风似地，她老人家把我抱了个结实。“孙子哎——”她唱道。

晚饭就我们仨。父亲来电话说太忙，回不来。我自然也不饿。母亲就拌了俩凉菜，做了个鳝鱼汤。黄鳝是自家塘里养的。步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就再没见过野生鳝。想当年我们冒着酷暑，沿河梁一路摸过去，一个晌午也能弄个两三斤。

螃蟹和田螺更不消说。然而村东那条河已干涸多年（事实上还存在与否都难说），连平河都要时不时地靠市政调水来避免断流，至于鱼虾什么的——小礼庄鱼塘倒是有一些。

“多吃点，你爸专门给捉的，看你瘦的，在学校是不是就不吃饭？”奶奶给我掇了个鳝鱼块。她那股兴奋劲还没下去。自打进门她嘴都没消停过——一股脑搬来好几个箩筐，东家事西家事，哗啦啦地倒了一地。我完全能理解奶奶那旺盛的表达欲望。平常父母忙，周围老人少，小区环境也不比村里自在，她老人家当然憋得慌。

“是该多吃点。”母亲笑笑，或许还冲我眨了眨眼。

但我已经喝了瓶啤酒，实在消受不起。于是最后那一杯酒我给母亲端了过去。

她一仰脖子就见了底。我不由愣了愣。

“哎，”奶奶捣捣我，“房后老赵家大刚又给捉到局子里去了。”

“哦——为啥？”

“为啥？还不是赌博，人家说还吸毒，反正就是给钱烧得慌，以前多实诚啊。”

“嗯。”

“他媳妇倒落个自在，不哭不闹，就差放鞭炮了。”

我把汤喝得嗞嗞响。

“我去看面发了没，”母亲起身，“一会儿蒸馍馍。林林你吃几个包子啊？”

我吐出最后一块鱼骨，却不知说什么好。

奶奶又捣捣我，压低声音：“啥也别说，都是两套房给烧的。”

一碗汤喝得人满头大汗。翻翻手机，陈瑶也没回短信。我只好拍拍肚皮，滚到了沙发上。随手捏了几个台，刚到中央五套奶奶就放话了：“又看黑人拍皮球，有啥好看的？”我问：“那看啥？”她捶了捶脖子：“啥都行——看平海台啊，这几天老说咱们村。”没有办法，我只好走过去给她老人家捏了捏肩膀。奶奶就笑了。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让她趴到了沙发上。平海台在播本地新闻，但多半不会出现我们村——就算出现，也只会是北方汽车城。

然而紧接着的一条新闻就是凤舞剧团。我不由目瞪口呆。也不是目瞪口呆，而是猛然在公众传媒上看到自己大名时那种不敢置信。同摄影棚布景一样，播音员的声音透着股说不出的单薄和寒酸，似乎隐隐都能听见回声。不过画面一转便是欢欣鼓舞的人民群众：昨日市红星剧场举办了一场庆五一义务演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为劳动人民送去了节日的问候。主角凤舞剧团奉献了经典评剧剧目《金沙江畔》，赢得了广大观众的满堂喝彩。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张行建、文体局局长陈建军一行全程观看了演出，并于结束后慰问了全体演员。张行建强调，评剧作为全国第二大剧种，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应该得到传承和发扬……“你妈的剧团啊，”奶奶仰了仰脖子，总算反应过来，“傻小子，咱家剧团啊这是。我说咋这么耳熟呢。”她一骨碌爬起来，拍拍我：“就是咱家剧团，老天爷啊。凤兰，凤兰——”

母亲很快跑了出来，满手沾面：“咋了？”

“这不咱家剧团？”

“是说昨天的演出吧？”母亲笑着点点头。她看了两眼就又进了厨房。

“……作为一名老票友，陈建军局长还倾情献唱……”

“这个当领导的咋不秃？”奶奶兴奋得有些过了头，接连拍我两下，“这，这就是秀琴他们领导吧？凤兰凤兰，快看——”

这次母亲没跑出来，而是倚在门口苦笑道：“又咋了，我这正包包子呢。”

“没事儿，”奶奶说，“这白面书生是不是秀琴他们领导？”不要笑，她老人家确实是这么说的。

“应该是吧。”厨房里很快传来剁面声。

但那书生有些没完没了。副市长都没吭声，他倒冲着镜头唱起戏来。什么唱段我说不好，可能是《小酸枣》，反正奶奶是跟着哼了起来。好在新闻没允许他继续为所欲为，没唱两句就给掐了。“咋不唱了，”奶奶有些不满，“唱得不错嘛，咋不让人唱了？”她一只脚在沙发帮上翘得老高，有种说不出的滑稽。我想笑笑，却猛然打了个饱嗝。晚饭吃得确实有点多。

既便如此，我还是吃了俩包子。韭菜鸡蛋馅。母亲说：“你悠着点，别晚上闹胃疼。”我也不想胃疼，但对热包子实在没有抵抗力。母亲也吃了一个，完了跑阳台上打了个电话，自然还是剧团的事。奶奶毕竟是老了，兴奋劲一过就开始打瞌睡，不等包子出笼就回了屋。刚母亲接包子时，王伟超来了个电话，问我回来没。我说回来了啊。他说喝酒啊。我说大半夜的喝鸡巴酒。他说明天。明天更是没空。“那就后天吧，”他说，“反正你随时有空随时过来。”王伟超现在是个胖子了，喝啤酒就像倒水。

母亲进来时，我问：“又是评剧学校的事儿？”

“嗯。”她在我旁边坐下。

“到底咋样了？”

“基本算谈成，协议还没签，对方要价有点高。”

“多少？”

“管的宽！”母亲瞪我。

“多少嘛？”

“七八十万大概。”

“那咋弄？”好半会儿我才说。

“有文化产业补助，再搞点政策贷款吧。”

我不知该说什么，于是就没人说话。钟表滴滴答答，有点活泼过头。

“你呀你，别愁眉苦脸的。”母亲拖长调子，摸摸我的头。

我只好笑了笑。

“啧啧，真没事儿。”她踢我一脚，又靠过来，捏了捏我的脸。

终于，我抬头看了母亲一眼。或许天有点热，又或许接包子那股气还没透清，她脸蛋红彤彤的，像鹅黄底布上绽开的一朵嫣红刺绣。我不由有些恍惚。

噗嗤一声，母亲却笑了出来：“傻样。真心疼你妈就过来揉揉肩，只想着你奶奶啊。”

于是我就过去揉肩。母亲头发真香啊。和我一样，她爱出汗。这话听着真怪，确切说，是我和她一样，爱出汗。总之，衬衫后背已有几团湿迹，隐隐能看到文胸的轮廓。“趴那儿吧。”我说。

“这样不行？”母亲扭过脸来。

“趴那儿我才好施展身手啊。”我吸吸鼻子。

母亲看看我，笑了笑，还是起身趴到了沙发上。“撂个抱枕过来。”她说。

老实说，按摩啥的我一窍不通，顶多是看电视有样学样。不过迄今为止，我的顾客朋友们倒没给过差评。先是肩膀上一个来回，再撩起头发按了按颈椎，然后一路向下拍打到腰部。接下来是肩胛骨，腋下，肋侧。母亲身上暖乎乎的，我不由大汗涔涔。她却突然扭了扭身子，笑了一声：“痒。”我只好停下来，说：“我使点劲儿。”母亲点头。可刚抓住腰，她就又笑：“不行，不行，妈受不了这个。”这时，猛然一通京韵大鼓。母亲翻身，接起手机，先是踱到厨房门口，又走上了阳台。对方口气有点急。我刚想竖起耳朵，母亲就回到了客厅。

“咋了？”

“没事儿。拉演出的。”母亲站在茶几旁，伸了伸腰。

“还按不？”电视里播着狗屁电视剧。我看了好一会儿，才吐出这么一句。

“免了，”她在矮凳上坐下，金色的大丽花一番飞舞，“妈怕痒。”

我瘫到沙发上，接连换了好几个台。

“按吧。”半晌，母亲托起下巴，冲我笑了笑。

这次母亲安分多了。我在细腰上一通捶打，她都没吭一声。等我捋了捋长裙，她却要爬起来：“完了吧？”我按了按腰，她就又趴了下去。即便长裙宽散，细腰下还是隆起了一个圆丘，中间隐隐裂着条诱人的沟壑。我吸吸鼻子，感到手都有点发抖。顺着轮廓滑了一圈后，搞不懂为什么，我猛然抓住两瓣肥厚的臀肉，大力掰开，同时朝外搓了个来回。母亲一下就爬了起来。一眨眼功夫，她就在沙发上坐好，拢了拢裙子，红霞满面：“好了好了，这就行了。”我直愣愣地站着，喘息间汗如雨下。“坐啊。”母亲冷冰冰的，也不看我。

老站着也不是办法，我当然还是在矮凳上坐了下来。

“哎，对了，”好一阵母亲才开口，“咋不把那小啥带回来？”

“陈瑶。”

“嗯，陈瑶。也让妈瞅瞅啊。”

“又不是小孩，人家也有自己的事儿吧。”

“是啊，”母亲叹口气，“林林也长大了，也懂事儿了。”

我盯着荧幕上来回闪动的小人，脊梁挺得笔直。窗外起了风，阳台上的门窗都叮叮作响。神使鬼差地，一句话就从我喉咙里蹦了出来：“前阵子我在学校碰着那个秀琴老姨了。”

“嗯。”

“她变化真大，我都不敢认了。”

“可不，你也没见过几次。”

“你也不问问她去我们学校干啥了？”

“干啥了？”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干啥了。瞬间那股莫名其妙的戾气便从我体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了，你们法学院是不是有个老师叫贺芳？”

“啊？”我扭头瞥了母亲一眼，差点摔了个屁股墩。

当晚快睡着时，父亲才回来。他酒气熏人地蹿进我房间，呵呵笑着：“逮了两只老鳖，给你补补脑。”我说：“又喝酒。”他在床头坐下：“儿子回来，老子高兴。再说有你小舅在，不喝也不行啊。”我无话可说。父亲让来一支烟。略一犹豫，我还是接到了手里。他却自顾自地抽起来，好半会儿才说：“光听你妈说，女朋友啥时候带回来，也让你奶奶瞅瞅啊。”我只能嗯了一声。一支烟后，父亲站起来，脱掉背心，拍了拍肚皮：“没钱就吭声，啊，林林，咱家现在不缺这个钱。”

父亲走后，我睡意全无，只好看了会儿书。抽屉里有本《通往奴役之路》，校图书馆借的，一直落在家，而我每次都要从序言看起。三篇长序全部读完，乌烟瘴气也散了去。我决定上个厕所，顺便把父亲给的那支烟解决掉。客厅里静悄悄，但父母卧室亮着灯，隐隐能听到说话声。几乎条件反射地，我蹑手蹑脚地靠了过去。不想刚要凑上脑袋，门就开了。母亲穿着睡裙走了出来。同我一样，她也吃了一惊——随着隐秘光线穿插而过，丰满的乳房都抖了抖。于是胸前便浮起一双神秘的眼睛。“林林？”母亲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我挠挠头，像是刚从炉子里爬出来，嘴里吐出的每个字都烫得厉害：“烟……火机。”

一宿光怪陆离的梦，早起脑袋都昏沉沉的。饭桌上，母亲问我给姥爷带了啥礼物。于是我就把MP3拿了出来。“下了点戏。”我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可拿得出手。”奶奶白了我一眼。两年前她老人家七十大寿时，我还没啥礼物意识。

父亲捏着盒子可劲看。母亲则笑笑，在我面前立了个鸡蛋：“谁出的点子？”

据母亲说，除了７３年下放时落下的内风湿，姥爷现在是身体倍棒，吃嘛嘛香。练功，唱戏，养花，种菜，他一样也没落下。逢年过节，附近乡镇还要请他老人家去拉板琴。礼物是收下了，但姥爷说：“收音机我有了啊。”“有就有了，”母亲笑吟吟的，“这可是林林和女朋友一起送的。”我一下就红了脸。此时此刻，阳光浓烈得如同从地面射向太阳，连院子里的虞美人都要滴出火来。

二十二菜地就在鱼塘边，有个十来垄。除了几茬僵死的花椰菜，尽是些娇嫩的小绿苗。姥爷挥舞着阳光，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哪是茄子，哪是辣椒，哪是豆角。我只能点头如捣蒜——恕我眼拙，一时半会儿还真瞧不出它们有什么区别。鱼塘倒是水波粼粼，在微风中送出缕缕耀眼金光，隐隐荡着丝鲜腥味。姥爷说他每天早起都要绕塘子溜一圈，再杵这儿练半个钟头香功。当然，单田芳得全程陪同。他老这习惯十几年来雷打不动，从我记事起就是如此。唯一的例外大概是１９９９年，香功大师转起了法轮。每个清晨和傍晚，他都要推着姥姥，到邻村老戏台和全天下弟子共修盖世神功。无论如何，李教主可容不下单老师。也不光姥爷，那年几乎所有人都在练功——苦恼的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一条通往极乐世界的捷径——连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不能免俗。记得小舅妈就怂恿母亲“没事也转转法轮”，“减肥、美容又养颜”。母亲呸她说乐你的去吧。“你妈啊，就是犟，脾气太硬。”姥爷两手叉腰，扭了两圈后，突然叹了口气。

“啊？”我一头雾水。

“姥爷唱了一辈子戏，还不知道跑剧团咋回事儿？国营就挤个死工资，民营——一般人跑不来，更别说一女的。你妈啊，认准一理儿，八匹马都拉不回来，这几年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我拨拉着脚下的红薯藤，没吭声。当年母亲辞职可以说是举家反对，最彻底的就是姥爷，但率先倒戈的还是他。那阵奶奶跟母亲生闷气，要死要活的，六月天裹着条厚棉被，几天都不下床。父亲是个温和反对派，两头说情，两头不讨喜。

而平生第一遭，母亲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惊讶的任性和决绝。简单说就是不争辩不反驳，饭菜送到，爱吃不吃。至于奶奶吃没吃，我就说不好了。时值期末，又逢会考，我也是焦头烂额，一周能回家沾次屁股就得谢天谢地。考完化学那个下午大雨倾盆，我湿淋淋地蹿进门，奶奶竟坐在客厅里。她瞅我一眼：“老天爷啊，淋坏了吧，快擦擦头，吃煮玉米喽。”别无选择，我只能愣在当场。那晚母亲回来后，我才知道姥爷就是那服神秘的催化剂——是他老人家从天而降，说服了奶奶。至于我，自然始终站在母亲这边，尽管我的意见无足轻重。

“老二是难得的好苗子，五六岁吧，往台上一扎，那也是有板有眼啊。自个儿还上心，那会儿在这小礼庄芦苇坑，正念初中，往学校得步行十来里——就这，也不忘练功，早上不行就晚上偷偷练，毯子功没条件就单吊嗓子。”姥爷开始老生常谈，连嗓音都清亮了许多，“那可是非常时期啊，团里演员都没几个坚持练的。你姥姥不让学，嘿，我就偷偷教。”说着他笑出声来，我也陪着咧了咧嘴。

搞不懂为什么，对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我怎么也厌烦不起来。

“结果呢，回了城，老二考上大学，一拍屁股，飞了。反倒老大……”姥爷扭头瞥我一眼，嘴唇哆嗦着，却戛然而止。清了两嗓子，他才又叹口气：“你妈就是太聪明。”

“聪明不好啊。”我捡起一片梧桐叶子，笑得呵呵呵的。养猪场门洞大开，猛然传出一阵咚咚巨响。一时间，林子里鸟雀纷飞。父亲停了车就没进院子，直接奔这儿喂猪来了。我扫了两眼，终究是只闻其声。

“聪明当然好，可人这一聪明啊，选择机会就多，风险肯定也就高了。”姥爷沿着菜垄踱了几步，又转过身来，“你说这生活生活，啥时候能活个明白呢？

有句老话咋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太聪明，遭罪！”姥爷这话我自然不敢苟同，但也不至于跟他老展开唇枪舌战，所以我依旧点头如捣蒜。

“这几年也多亏了小郑，他这副团长可没白干，忙前跑后，顶了不少事儿嘞。

昨个还打电话来，要我训训你妈，文化局给拉赞助，她倒好，还不要。唉——凤兰啊，就是弯不下那腰，这点是遗传你姥爷，啊，打小就这样，改不掉喽。”姥爷的笑声爽朗得如同万里晴空。这里离水电站更近，那青色山峦几乎触手可及。

其实也不是青色，确切说更像踩扁一只幼蚕时挤出的那种灰不拉及的东西。

“下午这菜得再浇一茬。”好不容易，姥爷止了笑。他把凉帽递给我，弯下腰，刨了刨脚下的黄土：“瞅瞅，地太硬啊，这。以前肥，方圆几里都是芦苇丛，边上尽是些野林子，鱼啊，野鸡野兔啊，野猪啊，狼啊，啥都有。姥爷在这儿种了几季玉米，棒子得长这么长。”他老人家太夸张，那哪是玉米棒，分明是棒球棍嘛。

“那会儿啥都得自己来，盖房、修渠、整地——知青们到得早，大队部仓库的老瓦房让他们占了去，咱们得自己和泥巴建土坯房。劳动之余就是政治学习，排样板戏，有时候真是太累，连样板戏都时断时续。啊，这上地里劳动吧，你还得瞅着点脚下——知青们年轻啊，玩心重，老在林子里埋些土雷，整天砰砰响的。

不过要是运气好，也真能炸点东西出来，哈哈。有次就扫了只狼，十来个人围着硬是用扁担给它戳死了。可咱们不知道啊，咱们只听吆喝，只见大队部土操场上架了口锅，香喷喷的，啥玩意儿，咱们哪知道？”姥爷说着喜笑颜开，脸都红扑扑的，“晚上小郑他们端来一碗肉，说是孝敬师傅。那还客气啥，吃啊。小郑年方二十，团里也就他跟知青们走得近。实话说，也挺好吃，除了有点粗、有点腥。

俩孩儿吃得那叫一个香。好啦，说说吧，啥肉啊这，打哪儿弄来的？狼肉！嘿，这狼油治烧伤咱知道，狼肉能不能吃——谁说的准？你姥姥当时就呕了起来。我肚子里也涨得慌，一时半会儿连话也说不利索了。你小舅啊，哇哇哭。还是你妈争气，说好吃。小郑逗她，问那还吃不。你妈抹抹嘴，吃啊，为啥不吃。这小妮子，啊，直接跟着小郑他们跑知青院儿里去喽。”

吃狼肉的故事母亲老早就讲过。彼时还住在二中老家属院——我对那里的唯一印象便是楼下长得望不到头的晾衣绳。冬日里逮个大晴天，五颜六色的棉被此起彼伏、连绵不绝，老给人一种行军打仗的错觉。而一到夏夜，必然隔三岔五地停电（直到九五年水电站正式运行，用电紧张的状况才得到缓解）。毫无办法，大伙只能操上凳子、凉席，把团团燥热和苦闷一股脑挂到晾衣绳上去。羞愧地说，打小我喜欢粘着母亲，只要玩累了，一身臭汗也要往她身上贴。于是在母亲臂弯里，在把璀璨星空生生切开的晾衣绳下，我听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吃狼肉是最经典的一个。从母亲嘴里出来，一切都绘声绘色，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老把知青猎狼和武松打虎混为一谈。有些东西注定永生难忘吧，比如母亲颚下不断跳跃着的青色脉络，比如通过身体淌进我耳朵里的共振——它使那个温婉的声音嗡嗡作响，使我不得不抬头死盯着那修长莹白的脖颈，俨然忘却周遭夜色中无孔不入的抱怨。

“喂完了？”姥爷猛然从我手里拽过凉帽，转身挥了挥手。我这才发现父亲打养猪场方向走了过来。阳光欢快地舞蹈，使这个身着白衬衫喂猪的人尽显一种中年人特有的疲态。

“唠啥呢？”父亲皱着眉，满脸堆笑。连咳两声后，他才把烟屁股弹到了身侧的麦田里。麦芒刚露个头，憋着一汪青涩的火花。风拂过时它们就摇头摆尾，让人看了尿急。“走吧，还不回去？”

“别给人点喽。”

“哪能啊？”父亲挠挠大背头，长吁口气，“老母猪还是站不起来。”

“还那头？药都吃了？”

“哪顿也没落下啊。”父亲笑了笑，又拍拍我，“啥时候走？”

“看看呗，六号七号都行。”我是真拿不准。

“年限也够了。”姥爷叹口气，突然咦了一声，嘴角也跟着扬了扬，“以前咱家和平最高，现在林林都超你小半头了。”

“那可不，”父亲看看我，又转向姥爷，两手摸着衬衣下奇迹般隆起的肚皮，“俺俩都是飞窜，只是这小子竖着长，咱是横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