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地就在鱼塘边，有个十来垄。

除了几茬僵死的花椰菜，尽是些娇嫩的小绿苗。

姥爷挥舞着阳光，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哪是茄子，哪是辣椒，哪是豆角。

我只能点头如捣蒜——恕我眼拙，一时半会儿还真瞧不出它们有什么区别。

鱼塘倒是水波粼粼，在微风中送出缕缕耀眼金光，隐隐荡着丝鲜腥味。

姥爷说他每天早起都要绕塘子熘一圈，再杵这儿练半个钟头香功。

当然，单田芳得全程陪同。

他老这习惯十几年来雷打不动，从我记事起就是如此。

唯一的例外大概是1999年，香功大师转起了法轮。

每个清晨和傍晚，他都要推着姥姥，到邻村老戏台和全天下弟子共修盖世神功。

无论如何，李教主可容不下单老师。

也不光姥爷，那年几乎所有人都在练功——苦恼的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一条通往极乐世界的捷径——连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不能免俗。

记得小舅妈就怂恿母亲“没事也转转法轮”，“减肥、美容又养颜”。

母亲呸她说乐你的去吧。

“你妈啊，就是强，脾气太硬。”姥爷两手叉腰，扭了两圈后，突然叹了口气。

“啊？”我一头雾水。

“姥爷唱了一辈子戏，还不知道跑剧团咋回事儿？国营就挤个死工资，民营——一般人跑不来，更别说一女的。你妈啊，认准一理儿，八匹马都拉不回来，这几年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我拨拉着脚下的红薯藤，没吭声。

当年母亲辞职可以说是举家反对，最彻底的就是姥爷，但率先倒戈的还是他。

那阵奶奶跟母亲生闷气，要死要活的，六月天裹着条厚棉被，几天都不下床。

父亲是个温和反对派，两头说情，两头不讨喜。

而平生第一遭，母亲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惊讶的任性和决绝。

简单说就是不争辩不反驳，饭菜送到，爱吃不吃。

至于奶奶吃没吃，我就说不好了。

时值期末，又逢会考，我也是焦头烂额，一周能回家沾次屁股就得谢天谢地。

考完化学那个下午大雨倾盆，我湿淋淋地蹿进门，奶奶竟坐在客厅里。

她瞅我一眼：“老天爷啊，淋坏了吧，快擦擦头，吃煮玉米喽。”

别无选择，我只能愣在当场。

那晚母亲回来后，我才知道姥爷就是那服神秘的催化剂——是他老人家从天而降，说服了奶奶。

至于我，自然始终站在母亲这边，尽管我的意见无足轻重。

“老二是难得的好苗子，五六岁吧，往台上一扎，那也是有板有眼啊。自个儿还上心，那会儿在这小礼庄芦苇坑，正念初中，往学校得步行十来里——就这，也不忘练功，早上不行就晚上偷偷练，毯子功没条件就单吊嗓子。”

姥爷开始老生常谈，连嗓音都清亮了许多，“那可是非常时期啊，团里演员都没几个坚持练的。你姥姥不让学，嘿，我就偷偷教。”

说着他笑出声来，我也陪着咧了咧嘴。

搞不懂为什么，对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我怎么也厌烦不起来。

“结果呢，回了城，老二考上大学，一拍屁股，飞了。反倒老大……”姥爷扭头瞥我一眼，嘴唇哆嗦着，却戛然而止。

清了两嗓子，他才又叹口气：“你妈就是太聪明。”

“聪明不好啊。”

我捡起一片梧桐叶子，笑得呵呵呵的。

养猪场门洞大开，勐然传出一阵咚咚巨响。

一时间，林子里鸟雀纷飞。

父亲停了车就没进院子，直接奔这儿喂猪来了。

我扫了两眼，终究是只闻其声。

“聪明当然好，可人这一聪明啊，选择机会就多，风险肯定也就高了。”

姥爷沿着菜垄踱了几步，又转过身来，“你说这生活生活，啥时候能活个明白呢？有句老话咋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太聪明，遭罪！”

姥爷这话我自然不敢苟同，但也不至于跟他老展开唇枪舌战，所以我依旧点头如捣蒜。

“这几年也多亏了小郑，他这副团长可没白干，忙前跑后，顶了不少事儿嘞。昨个还打电话来，要我训训你妈，文化局给拉赞助，她倒好，还不要。唉——凤兰啊，就是弯不下那腰，这点是遗传你姥爷，啊，打小就这样，改不掉喽。”

姥爷的笑声爽朗得如同万里晴空。

这里离水电站更近，那青色山峦几乎触手可及。

其实也不是青色，确切说更像踩扁一只幼蚕时挤出的那种灰不拉及的东西。

“下午这菜得再浇一茬。”

好不容易，姥爷止了笑。

他把凉帽递给我，弯下腰，刨了刨脚下的黄土：“瞅瞅，地太硬啊，这。以前肥，方圆几里都是芦苇丛，边上尽是些野林子，鱼啊，野鸡野兔啊，野猪啊，狼啊，啥都有。姥爷在这儿种了几季玉米，棒子得长这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