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老人家太夸张，那哪是玉米棒，分明是棒球棍嘛。

“那会儿啥都得自己来，盖房、修渠、整地——知青们到得早，大队部仓库的老瓦房让他们占了去，咱们得自己和泥巴建土坯房。劳动之馀就是政治学习，排样板戏，有时候真是太累，连样板戏都时断时续。啊，这上地里劳动吧，你还得瞅着点脚下——知青们年轻啊，玩心重，老在林子里埋些土雷，整天砰砰响的。不过要是运气好，也真能炸点东西出来，哈哈。有次就扫了只狼，十来个人围着硬是用扁担给它戳死了。可咱们不知道啊，咱们只听吆喝，只见大队部土操场上架了口锅，香喷喷的，啥玩意儿，咱们哪知道？”

姥爷说着喜笑颜开，脸都红扑扑的，“晚上小郑他们端来一碗肉，说是孝敬师傅。那还客气啥，吃啊。小郑年方二十，团里也就他跟知青们走得近。实话说，也挺好吃，除了有点粗、有点腥。俩孩儿吃得那叫一个香。好啦，说说吧，啥肉啊这，打哪儿弄来的？狼肉！嘿，这狼油治烧伤咱知道，狼肉能不能吃——谁说的准？你姥姥当时就呕了起来。我肚子里也涨得慌，一时半会儿连话也说不利索了。你小舅啊，哇哇哭。还是你妈争气，说好吃。小郑逗她，问那还吃不。你妈抹抹嘴，吃啊，为啥不吃。这小妮子，啊，直接跟着小郑他们跑知青院儿里去喽。”

吃狼肉的故事母亲老早就讲过。

彼时还住在二中老家属院——我对那里的唯一印象便是楼下长得望不到头的晾衣绳。

冬日里逮个大晴天，五颜六色的棉被此起彼伏、连绵不绝，老给人一种行军打仗的错觉。

而一到夏夜，必然隔三岔五地停电（直到九五年水电站正式运行，用电紧张的状况才得到缓解）。

毫无办法，大伙只能操上凳子、凉席，把团团燥热和苦闷一股脑挂到晾衣绳上去。

羞愧地说，打小我喜欢粘着母亲，只要玩累了，一身臭汗也要往她身上贴。

于是在母亲臂弯里，在把璀璨星空生生切开的晾衣绳下，我听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吃狼肉是最经典的一个。

从母亲嘴里出来，一切都绘声绘色，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老把知青猎狼和武松打虎溷为一谈。

有些东西注定永生难忘吧，比如母亲颚下不断跳跃着的青色脉络，比如通过身体淌进我耳朵里的共振——它使那个温婉的声音嗡嗡作响，使我不得不抬头死盯着那修长莹白的脖颈，俨然忘却周遭夜色中无孔不入的抱怨。

“喂完了？”

姥爷勐然从我手里拽过凉帽，转身挥了挥手。

我这才发现父亲打养猪场方向走了过来。

阳光欢快地舞蹈，使这个身着白衬衫喂猪的人尽显一种中年人特有的疲态。

“唠啥呢？”

父亲皱着眉，满脸堆笑。

连咳两声后，他才把烟屁股弹到了身侧的麦田里。

麦芒刚露个头，憋着一汪青涩的火花。

风拂过时它们就摇头摆尾，让人看了尿急。

“走吧，还不回去？”

“别给人点喽。”

“哪能啊？”父亲挠挠大背头，长吁口气，“老母猪还是站不起来。”

“还那头？药都吃了？”

“哪顿也没落下啊。”父亲笑了笑，又拍拍我，“啥时候走？”

“看看呗，六号七号都行。”我是真拿不准。

“年限也够了。”姥爷叹口气，突然咦了一声，嘴角也跟着扬了扬，“以前咱家和平最高，现在林林都超你小半头了。”

“那可不，”父亲看看我，又转向姥爷，两手摸着衬衣下奇迹般隆起的肚皮，“俺俩都是飞窜，只是这小子竖着长，咱是横着长。”

父亲的笑白花花的，眼角的褶子也变得锃亮，像是用矬子打磨了一夜。

太阳瞬间明亮了些许。

我擦把汗，想说点什么，却怎么也张不开嘴。

好在这时手机响了，有一刹那我以为是陈瑶，结果是母亲。

她说：“晃到啥时候呢，亲戚们都来了，让你姥爷快点回来。”

于是我们就往回走。

大大小小的塘子金光闪闪，宛若盛着烈焰的玻璃器皿。

这里本来有四个鱼塘，父亲又挖了仨，拢共六七亩。

五个垂钓塘，两个养殖塘，都是普通澹水鱼，外加些老鳖、黄鳝、泥鳅。

前两年也放过湘云鲫、湘云鲤啥的，结果没几天就死光光。

为此父亲专门找人算了一卦，说是“南鱼北犯”，“不可硬来，否则会伤及家庭”。

半仙这类屁话我自然不信，不过有一点他还真说对了——高考前那段时间家里确实气氛怪异，很明显父母吵过几架，但我一出现，所有人都又神色如常。

问奶奶，她说小孩管逑多，私下里又给我科普“打是亲骂是爱，哪有夫妻不吵架”。

奶奶这八卦得有点过分，但我忙着冲刺，也无意深究。

世界杯结束后的某个下午，我拎着一大书包的杂七杂八进了门，发现母亲独自坐在客厅里。

记得那天她梳了个大麻花辫，老长，在木椅靠背上戳出一只尾巴。

夕阳红彤彤的，打窗户灌进来，像泼了一碗血。

我大汗淋漓，叫了声妈。

她没反应。

我又叫了一声，她才侧过脸来，却很快俯到了桌面上。

当时我尿急，也没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