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样学样，就那台缝纫机——我趴上面得做了好几套模拟题。

那晚奶奶也在，几个人唠唠叨叨没完没了。

母亲去过几次厨房，却很少发出什么声音。

绝对主角当然是奶奶和张凤棠。

后者把父亲的肩膀拍得啪啪响，说啥浪子回头金不换。

她甚至要给父亲介绍工作。

这种氛围我实在受不了，只好奔出去透了会气。

再回来时，夫妻俩正要走，张凤棠突然提到了钱。

她说：“咱家的钱不急，今年你哥哥肯定用不着，可别有啥压力。”

我清楚地记得，在那盏刺目的永辉牌节能灯下，陆永平的脸一下就黑了。

母亲说：“想想办法呗，有钱就还，毕竟咱谁家也不是印钱的，都有急用的时候。”

父亲瞪大眼：“急个屁，咱哥缺那点钱？”

陆永平呵呵干笑，似乎说了句什么俏皮话，一屋子的人却都无动于衷。

那晚凝固如铁，这个傍晚流动如云。

尽管掀着门帘，吊扇也叫个不停，屋里依旧烟雾缭绕，简直进不去人。

陆永平说：“小林回来了。”

父亲则冲我招招手：“林林你也来点？”

我正想转身上楼，父母卧室门开了：“林林，别理他们，该干啥干啥去。”

我没想到母亲在家，眼皮一下就跳了起来。

她还是那身碎花连衣裙，云雾中的眼眸却那样朦胧。

然而连襟俩根本就没容我上楼——打厕所出来，堂屋就已经劈啪作响了。

我赶忙冲进去，于是便身陷一片狼藉之中。

桌子掀翻在地，残羹冷炙，汤汤水水，几片白瓷碎片反射着红彤彤的黄昏，分外闪亮。

两人扭在一块，掐拽捶打，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

只是那哼哧哼哧声陡然让人觉得滑稽。

正不知该如何着手，母亲探出个头说：“还没够？要打出去打！”

印象中两人又僵持了好一阵，那种体位、姿势和力度——恕我直言，但凡哪位慧眼识珠的艺术家打此路过，定会将其绘入油画，裱至卢浮宫去。

后来连襟俩分开了，再后来又绞到了一起。

我尝试着做点啥，却被母亲厉声喝止。

夜晚的降临以陆永平的脑袋挨了记啤酒瓶为代价。

血瞬间就涌出来，淌过了那张黑铁似的长脸。

与此同时，苦主说：“操。”

正是此刻，奶奶哼着小曲回来了。

她唱道：“一席话勾我万缕情肠，不由人羞涩满面口难张。”

再次见到陆永平就是暑假了。

中招很顺利，简直有点手到擒来，毕竟市运动会金牌给加了10分。

人生头一遭，我有了种广阔天地任我行的感觉。

从未有过的自由度让我恨不得炸裂开来。

母亲却提醒我不要得意忘形，“你才干了点啥啊，这路可长着呢”。

就是到学校领通知书那天，我飞快地骑过街口时，两个熟悉的人影勾肩搭背地打小饭店晃了出来。

白色的是我亲爹，略高；黑色的是我亲姨夫，略矮。

时值晌午，艳阳高照，大地似要熔化一般。

而我，分明是根人肉冰棍，雨点大的汗珠滴滴答答地洒了一路。

时不时我要甩甩头，以免汗水沾染了那张洁白无暇的通知书。

当时我想的是，再来点风啊。

父母是什么时候恢复性生活的，我不清楚。

那些贴墙倒立后苦苦等待的神经病之夜，我几乎毫无收获。

只记得有次半夜迷迷糊糊地下楼上厕所，走到楼梯拐角时就理所当然地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我立马醒了大半。

很沉闷，却无疑在吱嘎吱嘎响。

母亲偶尔哼一声，父亲的喘息粗重而模糊，宛若碾成粉末的饼干。

这是在五月份，父亲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看碟，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老要立志做一个迷影导演。

就在通知书下来那个下午，父亲又喝了不少酒，尽管中午他已经跟陆永平喝了一场。

我清楚地记得，他柔软得像根面条，一眨眼工夫就顺着椅子滑了下去。

那晚我们仨在楼顶乘凉。

一如以往，十点多时母亲就下去了。

半夜醒来，奶奶呼噜如旧，我却渴得要命。

磨蹭好半晌，我才摇摇晃晃地下楼喝水。

之后如你所料，“父母不要脸，又在肏屄了”。

拍击声很响，父亲的声音也很响。

他说：“我厉害，还是他厉害！”

不是说一次，是重复了无数次，像一个魔咒。

在咒语的间隙，母亲轻吟如泣。

后来节奏越来越慢，父亲叫了一声骚屄，就喘成了一头老牛。

好一阵没有任何动静。

在我犹豫着该上去还是下去时，母亲终于说：“起开。”

片刻，一阵窸窣中，父亲喊了声凤兰。

然后我就听到了一种毛骨悚然的声音。

起初像是球鞋在塑胶上摩擦，后来又伴着咯吱咯吱响，似一个没牙老太在笑，再后来整个声线都流动起来——冰块不间断地落入玻璃杯中，却在分秒间化成水，顺着倾斜的杯沿缓缓淌下。

如被一颗流星击中，我立马打了个冷战。

父亲在哭。

无论我如何努力，再也挪不动半步。

“好了。”许久才传来母亲的声音，温柔而酥软。“好了。”她又说，伴着轻叹而出的一口气。很轻，像一对酥唇吻过你的脑门。

陆永平死于九九年初冬。

一个稀松平常的周末，我回到家时，奶奶坐在院子里。

不等我扎好车，她就说：“西水屯家走了。”

我说：“谁？”

她说：“你姨夫死了。”

那一阵，平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

那些遍布乡野或大或小的坟丘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正一点点地消失不见，像是一只神秘巨掌轻而易举地抚平了祸患百年的痘疮。

据奶奶说，为了平坟工作的展开，陆永平作为市里钦点的模范，一马当先地平了他爹的坟，“任他妈磕头哭闹也没用”。

然而他爹的墓碑太过高大厚重——“那可是老远运来的山西黑啊”，倒下时在我亲姨父的头上“着了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奶奶是满面通红地怒斥。

显而易见，爷爷的丘也无从幸免，尽管他“才躺下多长时间啊”。

“老天爷啊”。

最后一次见陆永平是在一中家属院的小吃摊上。

当时我和某个呆逼想尽办法总算搞到了两张请假条。

炒米粉还没吃几口，我便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打一旁的小饭店走了出来。

他一眼就看见了我，笑吟吟地踱过来，问这是改善生活呢。

我只能干笑了两声，甚至没问他怎么会在这儿。

理所当然，百般推辞，陆永平还是替我们付了帐。

完了他又提了袋水果过来，问我钱还够不够。

我面红耳赤，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只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陆永平走后，呆逼问：“谁啊？你爹？”

1999年的初春大雪纷飞，我在某位叔伯老叔的带领下，挨户登门磕了六七十个头。

在胡同口我碰到了陆永平。

他和张凤棠一块过来。

后者进了奶奶院，他则帮忙搭起了灵棚。

我站在门廊下看着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奇迹般地拔地而起。

后来我们拢起火堆，在棚子里坐了好久。

再后来我上了趟厕所。

雪猛得像肺痨患者咳出的唾沫，苍茫大地间只能听到奶奶的嚎啕。

然后天就黑了，来吃死人饭的人络绎不绝。

陆永平端一碗面过来，让我趁热快吃。

他在旁边站了好一会儿，最后说：“人都有这一遭，没啥好伤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