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过了儿童节,他老才出去找活。
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
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
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
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
到九九年十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
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
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
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
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
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
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
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
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
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
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
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
父亲不愿“冤情重演”,“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
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
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
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
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
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
有那么几天,母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
我跑去劝她回家,母亲直瞪我:“哪轮得着你来管?”
闹剧是怎么收场的,我死活想不起来。
没准是小舅妈,没准是奶奶,也没准是姥爷,更没准就像所有的伤口一样,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至于安置房,当然只有一套,但也并非竹篮打水一场空——好歹额外补了5万块钱。
据我所知,至今,父亲以此为荣。
九九年春天我害了脚气病。
母亲怪我脏,奶奶则说:“你心思活络了。”
如她老所言,我确实心思活络了。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忧心忡忡就像东院房侧香椿树抽出的新枝,悄无声息却又夜以继日地膨胀和伸展。
照这么下去,我真担心自己未老先衰。
关于如何治疗脚气病,奶奶宣布用啥药也不好使,她建议我每天倒立十分钟,“这样会经脉逆流,疏导火气”。
于是有好几个月,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贴墙倒立十分钟。
在这之后,我会打开房门,穿过遍布燕子窝的二楼走廊,蹑手蹑脚地在楼梯拐角杵上好一会儿。
我简直是个神经病。
父亲出狱的那个四月晚上,我就发了场神经。
然而父母房间没有任何动静,连翻身、打呼噜、说话、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
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
此外,关于“心思活络”(奶奶语),有必要说一句,当时呆逼们已经张口闭口“性生活”了。
不时有人声称昨晚上父母不要脸,又在肏屄了。
那年五一节前夕,终于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我们的同龄人中总算出了一对爹妈。
值得庆贺!
事实证明我的忧心忡忡不是杞人忧天。
五月初的某日——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十二号,市教委组织广大中小学生上街,自发而义正言辞地抗议美帝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且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游行。
其时人头攒动,彩旗飘展,口号热烈,群情激昂——如果美帝大使馆胆敢驻在平海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拿起鸡蛋和砖头把它砸个稀巴烂。
遗憾嘛,有二:其一,学生方阵被排在第二位,排在最头的是平海市法轮大法联合会,难道不应该是祖国的花朵们冲锋陷阵吗?
其二,口号喊得人口干舌燥,却连瓶水也不发。
等满身酸臭地赶到家,我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于是父亲就给我递来一瓶冰镇啤酒。
我咕咚咕咚干了个爽。
父亲躺在沙发上看碟。
他老不知从哪抱了个VCD(家里那台九八年春天不知给谁顺了去),租了一大堆的港台片,一看就是一整天。
我没事也会瞅两眼。
记得那天放的是《暗战》。
我一瓶啤酒快下肚时,刘德华终于一口老血喷到了屏幕上。
父亲说:“可以啊,林林。”
他这么说,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大概为了缓解我的情绪,父亲又说:“问你个事儿,林林。”
我说:“啥?”
他弹弹烟灰,又开了瓶啤酒:“这一年,你姨夫——是不是老到家里来?”
父亲这一问,我倒想起五月一号的晚上。
那是我第一次看《泰坦尼克号》。
九八年,这部好莱坞史诗级爱情故事在红遍全球的当口,顺带着把巨浪推到了平海。
周围人满口都是“电影”、“杰克”和“露丝”。
我们当然也没经住诱惑。
事实上九七年冬天平海台在放泰坦尼克号的科教片时,母亲就应允“明年公映了一定去看”。
可惜父亲出了事。
这一拖就是一年,呆逼们嘴里的香艳镜头没少让我流口水。
当时大概有十点多,奶奶早早回了屋,父母分坐两侧沙发,而我,正搁凳子上洗脚。
女主邀请男主给她画画时,父亲看看我:“还没洗完?磨磨蹭蹭。”
我刚想顶句嘴,露丝就脱光了衣服。
虽然“赶紧”撇过脸,但我还是不失时机地扫了眼她坚挺的乳房。
父亲呵呵地笑了两声。
母亲瞥我一眼,冲他皱了皱眉,但终究只是切了一下。
等我倒完洗脚水再回到堂屋时,父亲让我早点睡。
母亲不满地抗议:“你管他?”
我也不好坐下,就站在门口看。
很快,期待已久的画面就出现了——杰克和露丝在老爷车里大搞特搞。
“少儿不宜。”
父亲斩钉截铁。
母亲清了清嗓子,没吭声。
“不就是偷人嘛,啥爱情?”
片刻,父亲一骨碌打沙发上坐了起来,像是要跟谁干上一架,“老外就是邪。”
母亲依旧没吭声,长马尾却在靠背上晃了晃。
这到结束都没人说话。
起先我倚着门槛,后来就坐到了母亲身旁的扶手上。
不知是熟悉的清香,还是紧张的剧情,抑或是其他的什么,直坐得大腿发麻我都没挪下屁股。
字幕出现时,母亲叹了口气。
父亲则靠了声,好半会儿才说:“扭住腰了。”
当然,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记得农忙后的一个傍晚,我蹿到家时,陆永平赫然坐在堂屋里。
连襟俩满面通红、酒气熏人,牛逼已经绕梁三圈。
这让我大吃一惊。
其时我已许久未见陆永平了。
那年麦收依旧用的是他的机器,但也就装到拖拉机斗里算了事。
上次他到家里来应该是一个四月末的晚上,我亲姨随行。
夫妻俩拎了两瓶酒,又给奶奶提了兜鸡蛋。
那时我家堂屋打正中拉了条布帘,东侧是客厅,西侧挨窗台摆了架缝纫机,旁边立了个大书架。
母亲偶尔在西侧看书、批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