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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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向东很快接过了话茬:“也是,没准儿上哪儿逛去了?个个都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不就是个省会嘛,理解不了。”

我只能点头表示认同。

“不过啊,”小郑站起身来,扭了扭腰,“这跟领导吃饭嘞,还真没准儿,以后你要当了领导,别为难咱们这些小老百姓就成。”这么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此玩笑并不好笑,事实上我尴尬得脸都涨得通红。好在这时手机响了,我以为是母亲,结果陈瑶火冒三丈地说:“这都要颁奖了,你人呢?”

就一个电话的功夫,杀进来五六个人,看到我,他们说:“哟!”

我只好冲每个人都笑了笑。

接下来的十来分钟里,剧团人马陆续赶到,一番嘻嘻哈哈的调侃后,大家便忙活起来。

毕竟能力有限,帮着把道具箱搬到前台,我也就无事可做。

期间李X霞给我塞了俩猕猴桃,我小心翼翼地问起母亲,她甩甩胳膊唱道:“天涯茫茫寻娘亲,娘呀娘呀,你在何方?”

满堂大笑中,我握紧猕猴桃,就像紧握着她的两个奶子。

郑向东布置起舞台来就是纯粹的张岭话了,土,俗,不容置疑。

他腰间的叮当声总让人想起年少时光里走街串巷的卖货郎。

歌剧厅的弧形舞台像艘搁浅的巨轮,对面的观众席在一团团渐次浓重的黑暗中竖起密密麻麻的墓碑。

凝视许久,我终究还是一跃而下,仿佛真有块浅滩等着我淌行而过。

母亲来电话时,我正在座位间辗转腾挪。

单调的贝斯弹拨经过巨型穹顶的放大犹如濒死之人的最后一次痉挛。

老实说,吓人一跳。

台上的诸位也都扭过脸来,一时之间我竟有些不知所措。

她问我咋了,我说有啥事儿,电话都不接。

“刚看到,”母亲的声音和暖如故,“一直在忙,啥时候响的也不知道。”

我没吭声,因为我实在不知说点什么好。

“林林?”耳畔隐隐传来汽车鸣笛声。“听着呢。”

“晚上演出来不来?明儿个一早咱们可就走人了。”母亲轻笑了两声,我的无名怒火似乎怎么也燎不到她。“在哪儿呢这会儿?”

“咋了?”停顿片刻,“路上呢呗。”

“我在大剧院一个多小时了。”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或许太过用力,连呼吸都有些急促。

原本我打算坐在观众席上迎接母亲的到来。

她要见到我,必须进大门、上楼梯、过走廊,必须步入化妆间、四下询问、穿过弯弯绕绕的通道,必须睁大眼睛在一片黑暗中仔细搜寻,没准儿,她还必须大喊一声:“林林!”

然而没几分钟,我便按耐不住,起身爬上了舞台。

刚适应化妆间刺目的灯光,走廊里便传来了高跟鞋的叩地声。

些许熟悉,些许陌生,还有点杂乱。

背对着门,我努力使自己瘫到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梳妆镜前正兀自变老的张凤棠——她饰演阮妈的唯一优点就是免去了点痣的麻烦。

很快母亲就走了进来,并没有说话。

倒是牛秀琴发出了招牌式的笑声,音域宽广而光滑:“忙着哪大伙儿,都吃了吧?可千万别空着肚子,啊?”

理所当然,调侃难免,但反应并不热烈,兴许大家真的很忙。

化了一半妆的张凤棠撇过脸来:“吃啥啊吃,等着牛主任请客呢。”

“好说好说,”一个玫红色肉屁股扭上前来,扇出一缕甜腻的香风,“今晚夜宵我包了,啊?哪能让兄弟姐妹们饿着!”

就在张凤棠的大喇叭开始广播时,一只手按在我肩膀上,母亲说:“傻啊你,来这么早?”

她穿了件乳白色的短袖针织衫,不知是衣服太紧,还是角度问题,高耸的乳房几乎覆盖了我整个视野。

挪开眼睛,我才吐出了几个字:“去哪儿了一下午?”

“去哪儿了?”牛秀琴拉把椅子紧挨我坐了下来,“还不是见领导?”

“一顿饭吃到现在,啥大餐啊?”

我把玩着手里的猕猴桃,头也没抬。

“去了趟文化馆——”老姨搭上我的肩膀,调子拖得老长,然后冲母亲仰了仰脸,“哎,你还别说,搞得真不错嘿。”

这么说着,她翘起二郎腿,小心翼翼地弹了弹贴在我身侧的名贵手袋:“文化局老崔找了几个搞戏曲市场研究的,开了个调研会,这一趟啊,你妈可没白跑。”

母亲没搭腔,而是在我肩膀上轻捶两下,说:“妈到前台瞅瞅去。”

我不置可否,余光却始终丈量着那抹熟悉的温热。

她细腰下是一条黑色阔腿裤,婆娑似风。

没走几步,母亲又转过身来:“哎——陈瑶没来?我说咋少个人。”

“她有事儿,”我总算抬起了脑袋,“来不了。”

“噢。”母亲点点头,捋了捋头发,朱唇轻启间却迅速绽开一道明亮的弧度。

那晚我在后台坐了许久,周围人忙忙碌碌,牛秀琴喋喋不休。

从校园到官场,从评剧到市歌舞团再到民营剧团,那么多莫名其妙的话语从她枚红色的嘴唇中奔腾而出,再消融于浓郁得近乎糜烂的香水味中。

我晃晃脑袋,挥挥胳膊,只觉得周遭的空气都黏稠得划不开。

还有那个橘黄色的什么锁头包,总让我想起剧烈燃烧的炽焰。

母亲一直没消停,打前台回来就开始帮人化妆。

她远远问我吃饭没,我说吃了。

母亲皱皱眉,似乎说了句什么,却淹没在鬼哭狼嚎的吊嗓声中。

至于那俩猕猴桃,我解决了一个,另一个被牛秀琴要了去。

她吸吮果肉时,一大滴汁液落在烟灰色的丝袜上,瞬间便蔓延为一汪湿润的湖泊。

后来舞台上锣镲交击、鼓瑟齐鸣,一串杠铃般的笑声后,我亲姨唱道:天上无云不成雨,地上无媒不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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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论文交上去就没事了,毕竟前前后后折腾了快俩月,毕竟我已尽己所能地把关于本专业的所有热情都注入了那十来页稿纸上。

不想当天下午老贺就托人把我喊了去。

在她窗明几净、汗牛充栋的办公室,老贺指出了论文的种种不足,散漫、拖沓、矛盾——要不是搁在桌子上的几页纸,我真当她说我呢。

尔后,亲爱的老贺请我坐了下来。

亲爱的老贺请我喝水。

亲爱的老贺面带微笑地指出:“闪光点还是有的。”

她摘下眼镜,眨巴着疲惫的双眼,赞美我在分离原则和抽象原则上作出的详细论述。

“特别是,”她说,“能结合物权法草案,对无因性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上的可行性进行合理论述,这个,很难得。”

深陷在老贺的皮沙发上,我感到屁股都不是自己的了。

是的,我只身一人,撑一叶孤舟,前面则是汪洋大海。

果不其然,再戴上眼镜时,老贺话锋一转,沈阳普通话便爆发出了恰如其分的威力。

她诚邀我加入她的某个研究生课题组,结合平阳本地实践,完成一个名曰《土地价格的法律分析》的论文项目。

既然是邀请,那就可以谢绝,我是这样想的,并且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