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陈建军跟照片以及电视里的都不太一样。

至于哪不一样，我偏又说不出来，或许是整个人都要蓬松一点吧——不光指肉体，也包括并不限于神态表情、言谈举止，甚至衣着打扮。

和所有故作文雅或稳重的中年男性一样，他穿着白衬衫、黑西裤、镂空皮凉鞋，唯一的区别是上衣没有压在裤子里。

所以当他走动起来，或者在周边摄像人员的四下走动中，衣角就会情不自禁地飞舞而起，如果放到特写镜头里，毫无疑问会带给观众一种白衣飘飘的感觉。

这就是平海老话所说的“仙气”。

他很白，不同于陈晨那种阴郁潮湿，这当爹的泛着八月的光泽，哪怕边边角角的皱纹一览无余——特别是法令纹，总是生动得夸张。

讲话时，陈建军的下巴会向右上方小幅度地扬起，然后摊摊手说“对不对”，这显然是在讲台上养成的习惯。

但我得实话实说，这种讲课风格有点浮夸。

是的，在我的字典里，“浮夸”基本可以和“蓬松”划上等号。

每当他的薄嘴唇在紧闭和微笑乃至大笑间快速转换时，那嘴角肌肉在灯光下迸发出的力度总让我想到这个词。

没准儿这是一种偏见，然而——毫无办法。

八月二十二号是乞巧节，三年前的今天，凤舞剧团在红星剧场首次登台亮相。

记得那是戏曲协会搞的一个曲艺大联欢，整个平海乃至周边县市的剧团都闻风而来，最后凤舞剧团以《花为媒》选段“报花名”和“洞房”拔得头筹。

虽说娱乐第一、比赛第二，但凤舞剧团确实一鸣惊人，不枉母亲“评剧艺术团”的自我定位。

可惜当时我正在高三教室里埋头苦解幂函数，没能见证这个历史性时刻。

今年同样是在红星剧场，为庆祝首演三周年，剧团决定连演三天《花为媒新编》。

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会在这样一个场合见到陈建军。

当然，责任在我，显而易见，入场安检和舞台正下方始终空着的二十来个座位早早就预示了什么。

陈建军一干人等大概是午后一点十分入的场，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悄无声息，却依旧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掌声。

之后，舞台上老生打扮的郑向东抖抖水袖，用洪亮的张岭普通话叫道：“欢迎陈书记莅临指导工作！”

于是，我，有幸和陈书记一起，再次被诚挚的掌声所包围。

牛秀琴也在干部队伍中，一身大红中长套裙，她的掌声和笑容一样，热烈而夸张，就像剧场里的张灯结彩。

整个演出过程，我的目光总会时不时地瞟向我们的干部队伍，就像那里着了一团火。

然而和绝大多数观众一样，这些人并无特殊之处——该安静时安静，该鼓掌时鼓掌，该大笑时大笑，也会开小差、低声交谈，包括玩手机。

牛秀琴就低头抠了好几次手机，有那么一刹那，我甚至想给她发条短信。

当然，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潮涌般的羞愧所吞没。

陈建军的脊梁始终挺得笔直，中场休息时短暂出去过一次（并没有去后台），沿途还要神经病似地给周围观众打招呼。

牛秀琴显然看到了我，她的眼睛眨了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演出结束后，果然——按部就班，文体局党组书记、戏曲协会副会长陈建军慰问了全体演员，并为凤舞剧团献上花篮，祝贺她三周岁生日快乐。

陈建军肯定了凤舞剧团在评剧文化传承和创新上所做的贡献，对即将开始招生的凤舞艺术学校表达了关切和赞许，他还幽默地表示：“如果我的孩子是适龄学童，我也会把他送去（艺术学校）学两天，不敢说习得什么技艺吧，起码受点传统文化的熏陶总不会错。”

“老祖宗的东西，”陈书记自信地说，“不会错！”

他是否一字不差地说了这些话，我不清楚，至少当晚新闻里画外音是这么说的。

在人墙的隔离下，远远地，我看见他和剧团成员们一一握手，包括母亲。

值得一提的是，这厮又唱了《金沙江畔》选段，什么“烈日高悬万重山，口干舌燥心似油煎”，奶奶很喜欢，父亲则嗤之以鼻。

电视台也采访了母亲，她面对镜头说：“相信剧团会越来越好，也祝大家越来越好！”

说不好为什么，我却有点高兴不起来。

当天演出结束时大概四点半，等采访结束、观众退场、收拾妥当已近六点。

全剧团三四十号人踩着火辣依旧的夕阳到老商业街的兰亭居吃饭。

大伙儿都很高兴，以至于透过树冠的阳光红得像抹水彩画。

张凤棠收到两束花，笑得合不拢嘴，小调哼了一路。

她问我啥时候开学，我说就这两天吧，她说是不是呆家里更舒服，这不废话嘛，于是我笑了笑。

“咦，”像是突然想起来，张凤棠问，“你们学校离你姐姐那儿近不近？”

“哪儿？文化局？差不多吧。”事实上平阳文化局在哪儿，我根本一无所知。

“那你们姐弟俩可要多联络联络，这出门在外的，是不是？”

我当然点头如捣蒜，张凤棠便把表姐的手机号给了我，一副手忙脚乱的样子。

剧团订了兰亭居最大的包间，拢共摆了五桌。

在二楼走廊里，看着琳琅满目的水晶灯，我亲姨感慨说以前她在附近开宾馆的时候这饭店也是一堆破烂，现在搞得，真是像模像样。

然后她捣了捣我，小声说：“你妈啊，也是大老板了，瞅瞅，多有面子。”

我不明白吃个饭有啥面子，于是我说：“吃个饭有啥面子？”

“吃个饭？”

张凤棠笑得神秘兮兮的，目光在周遭快速游弋后又回到我身上，“这文体局局长都来捧场还不够有面子啊？还想咋地？”

这么说着，她又捣了捣我。

我想反驳两句，却发现根本无话可说。

瞬间，一种黏稠的情绪萦绕心头，直到在饭桌旁坐下都没能散去。

剧团有点阴盛阳衰，男的凑了个一桌半，其余全是女同志。

远远地，母亲举杯祝酒，说这一年又一年大家辛苦了，但，恐怕还得继续辛苦，未来永远在明朝。

说完她一饮而尽，碎花方领上的脖颈白得耀眼。

有琴师捣蛋说，这一周年是一杯，去年就不说了，三周年咋也得三杯吧？

男同志们立马开始起哄，女义士迅速反击，说你个大男人算得还挺满，娘们儿样！

一片哄笑中，母亲再次起身，轻斟满饮又是两杯。

她倒扣瓷尊晃了晃，泛着红晕的目光直扫而来：“该你们了！”

这泸州老窖特曲五十二度，老实说，我真替母亲担心。

然而她是喜悦的，如同郑向东起身讲话时大家的欢声笑语，周遭的一切都是喜悦的。

小郑自然又感谢了文体局，他说希望同志们在文体局领导的关怀下来年再创佳绩，把我们的评剧事业发扬光大。

他这种话语系统还停留在前三十年，刻板得比姥爷还要苍老，但在节日的氛围里却总能平添几分喜庆。

当然，郑向东也会说人话，这酒劲一上来，满嘴的生殖器夹杂在“同志”间撂得满桌都是。

他给母亲说要把父亲叫过来，“得他妈跟和平老弟好好喝几杯”。

母亲说父亲没空，“你也少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