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起来，母亲已不在家。

问奶奶，她说上班去了呗，“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么闲啊”。

这话没毛病，我也无言以对。

早餐依旧是红薯稀饭，端油饼出来时，奶奶调侃我是不是还惦记着去原始森林呢。

我想靠一声，却没敢靠出来，只觉得这油饼戳人嘴疼。

就这功夫，奶奶也不忘在一旁唠叨，先是感慨母亲工作忙，完了一撅嘴，开始老生常谈：“你妈啊，毕竟是个女的，整天在外面跑，你说方便不方便？”

在我风卷残云的呼呼声中，她老经过全方位的理性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剧场能稳定下来就行了，够可以了，算是一番事业了。

“你有文化，你说说，这咋不算一番事业？”

奶奶一脸诚恳，把手甩得啪啪响。

这话依旧没毛病，只是她老当初也是这么评价人民教师的。

我唔嗯两声，算是回答过了。

这个上午，我的心像是扑腾在面缸里，说不好是百无聊赖还是坐立难安。

在扑簌簌的粉尘中，时不时地，我想给母亲打个电话，却又迅速地自我否定，觉得此举莫名其妙，简直是发神经。

连奶奶都看不下去，怪我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猴子一样。

“尾巴让人踩了？”

她越过老花镜瞥了我一眼。

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太像猴子，将近十点时我随奶奶到小树林里溜了一圈儿，结果在楼下碰到了蒋婶。

她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叫道：“林林回来了？”

愣了一下后，我说：“哦。”

她扭着腰胯，显出一副尚在运动中的样子，脸笑得像红白花儿一样：“没事儿到婶家坐坐啊。”

我也笑了笑，却眉头紧蹙，兴许是那扑面而来的阳光过于刺目。

老年人的娱乐活动花样繁多，可惜奶奶都瞧不上眼（也可能是技术性要求太高），她老独爱打牌——麻将和牌九都没问题。

这可以说是一种相当恶劣的赌博陋习了。

关键是和所有的赌徒一样，刚刚还一团和气，这往牌桌上一坐，个个都绷紧了脸，啥刻薄话都能说出来。

瞅了一会儿，我便心生厌烦。

正是此时，手机响了。

振聋发聩，乃至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包括我。

母亲问我在哪儿。

我说在家。

她说：“那下楼来啊，搬点东西。”

于是我就去搬东西。

后备箱里码着两箱水果，加上大兜小兜七八样菜，保守估计也得跑两趟。

这水果嘛，母亲说是中秋节福利，这排骨、羊腿和虾，以及所谓的平阳藕，她说国庆节搞活动，没忍住就买了。

说这话时，母亲一脸明亮，笑容恬淡而又俏皮，和昨晚上判若两人。

在毕加索往东四五十米的地方，我看到了母亲。

她倚着栏杆站在路灯后，蓝底碎花长裙随着月光流淌，黑漆漆的影子却黏稠得像块膏药。

路灯在一片银色中点上了一团昏黄，母亲便悄无声息地飘零在这团昏黄之中。

我叫了声妈，她说你咋来了，就又撇过了脸。

显然，她听到了我的喊声，甚至脚步声。

这让我非常生气，嘴唇都有些哆嗦。

月光是银色的，所以我的汗水也是银色的。

我擦了擦银色的汗水，说：“你耳朵是不是聋了？！”

声音很大，乃至我怀疑自己听到了回声。

没有回应。

头发舞动，长裙摇摆，母亲望着那汪几近干涸的平河水，一动不动。

好半晌，我慢慢靠近她，又叫了声妈。

她嗯了一声。

“咋了？”

我问，很轻。

她还是嗯，然后问我吃饭没，始终没有回头。

我说吃了，我敲敲路灯，往远处眺了几眼。

除了银色、昏黄，就是黑暗，往常那些星星点点的光在这样一个夜晚消失得无影无踪。

“咋了，”我又问，“跑这儿干啥？”

依旧是嗯。

与此同时，我嗅到一股咖啡味儿。

“咋了嘛？”我站到母亲身后，搭上了她的右肩。不知是不是错觉，一片冰凉。“妈？”眼前的身体在轻轻颤抖。随着脑袋里轰隆一声，我已捧住肩膀把母亲扳了过来。她挣扎了一下，就迅速扑进了我怀里。但我还是看到了那张满是泪水的脸——那湿漉漉的睫毛，那水光朦胧的眼眸，那晶莹的银色湿痕，瞬间便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母亲软软的，抖得越发厉害，泪水很快就打湿了我的肩膀。始终没有声音。直到我抚上她的脊梁，拍了两下，那小声的啜泣才如泉水般缓缓淌出。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长发摩挲着我的脸，咖啡，或者说中药味儿，愈发浓烈。这让我想到01年夏天，也是在这里，母亲近乎哭着说环境不合适，剧团要不就算了吧。那是从六月份辞职后到国庆节剧团首次商演间她唯一表露出的一次疲态。

同上次一样，几乎一夜之间，母亲便满血复活。

那头中长发难得地扎在脑后，加上一身大红色的运动装，整个人看起来紧俏可人。

在电梯里，几经犹豫，我还是问她昨晚咋回事。

母亲翻翻眼皮，扛了扛我：“记性倒挺好！”

我盯着镜子，不依不饶。

“太累了呗，压力山大，”她叹口气，笑了笑，“让儿子看笑话喽！”

我还是不说话。

她就捣了捣我：“瞅你那脸，棺材板儿一样，给妈笑一个。”

于是我就笑了一个。

“真没事儿了，傻样儿！”

走出电梯时，母亲这么说。

昨晚上，我和母亲到四中正门口吃了碗刀削面。

当然，是她吃。

老地方丁点儿没变，老板却换了人。

就在那狭小油腻的三合板木桌上，我问母亲到底咋了。

她垂着眼摆摆手说：“明儿个再说。”

我想告诉她如果太累，就不要做了，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这一切如同九九年夏天的燥热中我写了一遍又一遍的长信，终究免不了付之一炬。

等我把那箱梨扛上来，母亲已经在厨房忙活开了。她问我想吃啥，我说随便，她说整天随便随便，我说：“你做啥我吃啥呗。”

“算你识相。”

好半会儿她说。

母亲清理虾的功夫，我择了几个扁豆角，可以说手到擒来。

她问我今天走不走。

我说不知道。

她说啥叫不知道。

“你是不是撵我走啊？”

我笑了笑。

“管你呢，”她切了一声，“哪怕你把自个儿拴到家里头呢。”

择完豆角，我有点意犹未尽，就寻思着再干点啥。

她摆了摆手说：“行了，别装了，该干啥干啥去，下午走不走哇，给个准信儿。”

于是我就跑书房查了查去北京的列车信息，完了给陈瑶打了个电话。

她说了声上QQ，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