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周六雪都没能化完。

我们站在CET4考场外时，阳光淡薄如雾，那丝若有若无的热量兴许比不上你哈出的一口气。

但空气干燥无比，以至于脚下一团团癞疮般的薄冰被溜风打磨得锃亮。

雪就堆积在水泥路两侧，团着白桦和松柏，肮脏而坚硬。

一如记忆中所有的雪，一如记忆中所有的冬天，这种坚硬总让人怀疑眼下的日子是否会有一个尽头。

早在周一晚上母亲就说了，“雪不知啥时候能停，停了也不知啥时候能化。”她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你总不能老在家里耗着。

当然，周二一早雪就停了，母亲押我到步行街买了件羽绒服后，又大方地允许我挑了双篮球鞋。

这让人有些过意不去，想到她即将到来的生日就更加过意不去了。

在老南街等肉夹馍时，母亲幽幽地表示还是当小孩好，“这当爹妈啊，一年到头也没谁给你添块破布。”

这么说着，她似笑非笑地瞥了我一眼。暑假过后母亲便再没提过奖学金，或许也没必要，毕竟有老贺。

问题的关键在于卡里那点钱并不会因为是否被提及而在数额上有任何变化，买礼物永远是件焦头烂额的事儿，何况去年的东方双狮表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个夸张的魔咒。

我抖抖脚上的雪，刚想攒句俏皮话，那个三谷木屉却神使鬼差地蹦了出来。

这样一个银装素裹的上午，连往日狭窄破落的小巷都难得地焕然一新，炖肉锅隔着毛玻璃咕嘟作响，空气清冽得只剩下氤氲的肉香。

于是我用力吸了吸鼻子。

吃完饭不到十一点半，母亲把我送到了平海广场。

在那里，将有一辆开往平阳的顺风车。

车主也算熟人，姥爷师兄家的二闺女，以前在一职高教书，四十来岁就办了离休，现在的身份是戏曲协会一个什么理事。

当然，再熟到我这儿也会变生，此人我拢共照过几回面，印象中也就是个圆润的中年胖妇女，至于怎么就与戏曲发生了化学反应，恐怕得问老天爷。

等车的功夫，我和母亲在广场上溜达了一圈儿，不知怎么就谈起了戏曲协会。

我问戏协管不管剧团。

母亲说也管也不管，“实际上连指导都谈不上，正儿八经管事儿的还得是税务工商。”

“文化局不也管？”我把雪踩得咯吱咯吱响，稍一停顿又纠正道，“文体局。”

“那可不，许可证啦、演出备案啦都归它管，”或许母亲愣了一下——我也说不好——她整张脸被红围巾包得严严实实，只露着一双眼睛，“多新鲜啊。”

我不知说点什么好，只能埋头走路。

母亲却停了下来。她环顾四周，扒下围巾吐了口气，半晌才说：“你说说，你个学法律的反倒问起我来了？”

“啥？”我摊摊手。

母亲白我一眼，没说话。

我只好笑笑，脚尖在雪地里拧丁许久，最后说：“它们手伸得可够长。”

“你呀。”

母亲笑着捣捣我，重又拢上了围巾。

天很白，地也很白——白得晃人眼，不远嬉戏的闲人们倒是五颜六色。

好一会儿，母亲叹口气，又捣了捣我：“你呀，别老皱着个眉。”

是的，我喜欢皱着个眉，就像全世界的苦难都压到了肩上，很夸张。

到平阳时已近四点，胖妇女直接把我送到了校门口。

她说她闺女就在平阳医学院，“咱这又老乡又亲戚的，可得多联络联络。”

我当然点头如捣蒜。

一下车，我就给老贺打了个电话，把母亲嘱托的平海特产送了去。

所谓平海特产，其实是张岭产的一种野生茶叶，至于咋个独特法，我可就说不好了。

事实上长这么大，张岭于我永远是记忆中那片一望无际的桑林。

碧绿的桑叶，养多少蚕也吃不完，而紫红的桑葚，绝对会吃得你拉稀而亡。

这就叫孤陋寡闻吧。

理所当然，老贺高兴得合不拢嘴。

“你妈啊你妈。”

她说。

如你所见，这是半句话，但贺芳确确实实就吐了这么半句。

等了半天不见下半句，我只好起身告辞。

老贺总算开口了，她扶扶眼镜说：“这样，周末要没事儿到家里吃个便饭，咋样？”

她用命令的口吻说了个疑问句，好像不如此便不足以表达她邀请的诚挚。

老天在上。

四级考试还算顺利，简单说就是该填的空我都给填了上去，至于能不能过那就非人力所及也。

陈瑶当然、必然、决然没问题，所以在排练房的一下午她都难免趾高气扬、小人得志啊。

当天晚上，确切说是五点半左右，我便动身往老贺家而去。

同上次一样，李阙如在褛下候着，他不耐烦地吸着一支烟，大老远就冲我招手。

平阳凛冽的北风手法娴熟地抚起那头飘逸的鸡巴毛，他不由缩了缩脖子，于是不耐烦便在这个冬日傍晚变得生动起来。

上楼时，李阙如质问我是不是爬过来的。

当然不是，我只能如实回答。

李阙如很失望，他近乎羞愤地说：“妈个屄的，冻死我了！”

我平和地表示我又不是不认识他家，“实际上闭着眼我也能摸到。”

李阙如“靠”了一声，半晌——拐过一截楼梯，又“啊”地喊亮了声控灯后——才说：“还不是我妈，真鸡巴事儿多。”

或许他说得对，我真想点头表示赞同。

但事实上，我当然只能转移话题。

我说：“这周末你也没个活动？”

李阙如的反应想必诸位也能猜到，他先是“靠”了一声，接着甩了甩鸡巴毛，继而——他捣我一拳，开始列举有多少香艳刺激的活动在等着他。

他甚至提到某位三流女星的名字，说运气好的话，兴许能来一炮。

至于是不是重名，我可就说不好了。

我只是问他有这等好事为啥不去。

这时我俩已经站在玄关口了，老贺打厨房走了出来，李阙如说：“再好的事儿干多了也嫌烦啊。”

这么说着，他像个美国人那样耸了耸肩——不，加拿大人。

老贺一身大红色的睡衣睡裤，看来今天是没参加啥学术会议，她招呼我坐下后就回厨房忙活了。

接待客人的工作自然留给了李阙如。

事实上她嘱咐儿子给我接杯水来着。

于是李阙如就给我接了一杯水，完了还让了一根软中华过来。

略一犹豫，我就接到了手里。

然而不等点上，老贺就伸了个脑袋出来：“抽烟出去抽！”

我只好笑笑。

软中华在手里辗转片刻，终究还是回到了茶几上。老贺不甘寂寞地又来了一句：“抽不抽我管不着，别让我瞅见你们抽！”

李阙如“靠”了一声，说抽根烟咋了。

但老贺压根没搭理他，他手里的烟也没敢点上——当然，从他传达给我的面部信息和肢体语言来看，是不屑于点上。

老牛逼了。

不让抽烟，那喝酒总可以吧？

悄无声息，李阙如就倒了两杯洋酒。

“XO，”他说，“九七年的。”

厨房里一阵砰砰响，老贺也不知听到没。

可搞不好为什么，我老觉得她“切”了一声。

半杯酒下肚，我便飘忽起来。

可这饭都还没吃，真是让人过意不去。

扯了两句蛋后，李阙如站起身来，甩甩鸡巴毛就进了厨房。

他脸蛋红扑扑的，像个红富士苹果。

老贺对儿子说了句什么，后者一如既往——不耐烦。

像任何一个彬彬有礼的客人那样，我冲厨房喊了一嗓子：“可以啦可以啦，差不多就行啦，再多该吃不完啦！”

至于老贺在做啥菜、做了几道、还有几道没做，我当然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