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自己走火入魔了。

回家的路上，母亲问：“陈瑶走了？”

“家里有事儿，走了。”我说。

“唉，忙得，”母亲撇脸看看我，“也没跟姑娘聊几句。”

我没说话。

母亲又看看我。

“跟她有啥好聊的？”我猜自己嘴里憋着屎。

“咋了？”好一会儿，母亲才说。

“差一辈儿有啥好聊的？”我歪着脑袋笑了笑，“真聊起来，你就发现差距了。”

“哦，你妈就是老古董，拿不出手。”她没看我。

“我可没这么说，你……”我不知道自己是慌张还是生气，一时之间竟有些面红耳赤。

母亲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险些趴到方向盘上。

我也笑了笑。

对我返还八百二十元人民币的行为母亲赞赏有加，说今年要拿了一等奖学金可以考虑送我份大礼。

我说那就等着瞧吧。

父亲则替小舅捎来话，让我有空上小礼庄钓鱼去。

于是五号一早，我就上剧团办公室拿车——说是一早，起码也得有九点半吧。

办公室连个人影儿都没，骑了车，我又拐进了剧场，结果母亲也不在。

我倒没有找母亲的打算，但看到青霞时还是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

她说今天文化宫有个评剧展，俩领导都去了。

我问是不是小郑搞的那个。

“你起码得叫老郑，”霞姐白我一眼，跟着笑了起来，“可不光是展览，以后可能会定成评剧节，这不你姨他们都去了，有戏唱哩！”

我“哦”了一声就没话说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是好是坏。我犹豫着要不要旁敲侧击打听下陈建军，还是放弃了。

霞姐让我把发簪拿来，于是我就把发簪拿来。她让我把它插上，于是费了好大劲我才把它插上。

“女朋友走了？”她问。

“走了。”

“姑娘不错。”

我没吭声，只是看着她化妆。

“姨一会儿请你吃饭。”

“吃啥？”

“盒饭啊。”她笑了笑，马上又皱皱眉，“看看，被你带沟里了！”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妈中午还回来不？”吸了吸鼻了，我问。

“那可说不准，领导们聚个餐不是很正常吗？哪有大餐不吃的道理！”

在剧场门口徘徊了一阵，我终究还是去了文化宫。

文化宫在东关，去年刚落成，至于什么时候开放的，我也不清楚。

记得以前是个粮站小区，三条主干道交叉口，有几个老年门球场，卖冰糖葫芦和遛鸟的特多。

这地方离商业街并不远，骑车二十来分钟，令我惊讶的是周围全是新开发的楼盘，巨大的广告牌像首最文艺的诗捅进你的心脏，平海哪来那么多外来人口啊。

文化宫占地得有六七百亩，看介绍，古玩市场、少年宫、文化馆、大礼堂，啥都不少。

过了大礼堂就是文化馆，门口张灯结彩，横幅上写的是啥我也没心思细看，正对大堂门口搭着个露天舞台，有几个小孩在上面蹦蹦跳跳，顺着中轴线挂着很多红绸布，每两个红绸布之间都是一张评剧人物肖像，肖像背面则用宋体小字印着若干剧目的剧情梗概，更远的地方有些道具展示、小地摊什么的，这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转了一圈儿，我也没能在稀稀落落的人流中找到母亲，或者看到哪怕任何一张熟悉的面孔。

看了看手机，十一点四十五，我决定去趟邓村。

邓村离文化宫不太远，骑车不到二十分钟，然而在正门对面的洋槐下蹲了半个多钟头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能在这里碰到熟人。

我觉得自己是在大海里捞针，何况未必有针。

绕着围墙骑了半圈后，终究还是拐进小店，吃了碗凉粉。

问了问哪个是文体局家属院，结果没人知道，老板娘操着平海口音说她是外地人，这个倒是很难看出来。

买烟时门口榆树下坐着一个大爷，我便心怀侥幸地问了问。

这老头一拍大腿来了劲，说：“后生，文体局家属院？没的！”

我说不会吧，他说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对邓村了解如下：一、二号院建于九一年，六层，分别是市委家属院和军分区家属院，三号院建于九六年，九层，依旧是市委家属院。

总之，没有任何一个能和我说的什么家属院对上号，他认为我找错地方了。

即便隔着围墙，九层楼还是很好辨认，应该有两栋，离北门最近。

于是我又在北门守了半个钟头，最后——还是自我否定。

刚进剧场，我便看到了郑向东，一身过于宽大的白西服使得他那头煽了油的头发黑得像掺着沥青的猪鬃。

看到我，他就笑了，我没笑，径直问他母亲回来没，“回来了呀，”他说，“早就回来了，饭都没吃，说有事儿。”

舞台上正摆着道具，我友情问了句“待会儿演啥”，不等他回答，便直冲后台。

但小郑叫住了我，他说：“不在后面，你妈不在后面！”

至于母亲在哪儿，他说应该在办公楼吧。

遗憾的是，他猜错了。

但陆宏峰在，正霸占着团长办公室的电脑，打游戏。

他说母亲接个电话就出去了，大概是在十二点多。

我瞄了眼手机，两点五十。

通往邓村的路上，我终究没忍住，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一连两次都没人接。

我这才感到太阳火辣辣的，它照在你脸上的时候仿佛打了你一拳。

直杀北门，这么搞是否明智恐怕只有老天爷晓得。

北门正对沿河南路，也就是进市区后分岔的北平河的南岸，这里有一个好，就是空间有限，车速并不快。

起先我在沿河花园的绿化带里杵了半天，后来发现太傻逼，索性在北门右侧一个修车摊上坐了下来。

这一坐几乎就是一个下午，或许以后无聊的日子里我会想起这么一个无风、焦躁又故作平静的午后。

我会记得自己假装无意地盯着每一个进出的车辆，记得一连吃了四五个雪糕，记得修车人上来聊天时表现得像个哑巴，记得玩了阵儿贪吃蛇，最后手机都快没电了。

大波告诉我，那个渐强、反复的旋律叫《波莱罗舞曲》，是大师拉威尔最通俗也最具美学意义的一部作品。

只不过陈建军听的是交响乐，我听的是吉米亨德瑞克斯的吉他solo。

我觉得耳熟，但事实上之前并没有听过。

六点多，当夕阳铁锈般洒满青石路面，修车人也开始收摊，我揉揉屁股，到底是无功而返。

慢悠悠地骑回广场，上面已满是载歌载舞的人。

我停下，试图点上一支烟。

远远地，一辆奥迪打正门缓缓驶出，到我身侧的洋槐下时，它还顽皮地调了个头。

夕阳把半开的车玻璃印得血一样红，我又打了一次火机，然后便看到了驾驶位上的人。

他笑着仰起了脸，两颊的法令纹生动得如一曲广场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