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客运东站，我直奔市公安局。

好不容易找到刑侦大楼，被告知已下班，看看表，十二点不到。

午饭叫了碗面，拢共也没动几筷子，虽然早上只是喝了杯豆浆。

接下来的俩钟头都耗在行政新区的马路牙子上。

天气晴冷。

不多的几缕阳光从楼宇间挤出来，显得绵软无力。

预审大队在二楼，几个人懒洋洋地沐浴着暖气，说明了好几次来意，一个圆脸胖子总算抬起头来，让我提供下身份证明。

我说按法律规定如何如何，他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家属呢？”

没办法，我只好跑居委会开了个证明，父亲想一起来，被我拒绝了，我说没啥事，让他该干啥干啥去——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再赶过去圆脸已不在，只剩个老头，告诉我下班了。

我问拘留罪名是啥，他说他哪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就在门口等着，这次索性没人理了，坚决地晃悠了一上午，胖子不耐烦，让我上主楼找办公室去。

办公室让我找行政窗口。

行政窗口还不错，说给我打个电话问问。

有个十几秒她就挂了电话，说这事他们管不了，说的也不算。

“是那个案子吧？”

她问。

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她说这是大案、要案，公安厅亲自抓，我说公安厅也得按法律来啊，知不知道什么叫依法行政？

我绞尽脑汁地搜索着课本上那些吓死人的话，却连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

几天里我往预审大队跑了十来次，最后说不给拘留通知书就向检察院控告，胖子骂骂咧咧的，一阵冷嘲热讽，我脑子一热，冲过去揪着衣领把他拽了起来，他僵了一下，很快就笑了，让我有种就打，那张珠圆玉润的脸在阳光抚摸下宛若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母亲是十四号中午被带走的，至于是拘传还是协助调查，没人知道。

剧团办公室被搜查了一通，据说除了电脑、账本，还搬走了几箱杂七杂八的文件。

当天下午，铁闸门就贴上了封条。

剧场也有人去，不过很快就出来，什么也没带走，事实上戏还接着演了两天，直到十六号早上才以存在重大消防隐患为由被执法局要求停业整顿。

艺术学校马上就要放假，母亲在那里有间办公室，但毕竟尚未正式招生，大概也就放了些教学相关的文件，有没有他们所需要的，我就不清楚了。

老师们担心的是，随着中小学生寒假来临，各种兴趣班还能不能继续搞下去。

这个说实话，已远超我所要操心的范畴，还是问老天爷比较好。

家里自然也不会放过，要不是奶奶以死相逼，书房那台电脑被薅走的就不光是个硬盘了。

母亲被带走时，父亲自然是在小礼庄——不是伺候猪就是倒饬鱼——接到消息就往公安局赶，待遇嘛，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一连两天都没得到任何正式回应，后来直接不让他进门了，十五号下午有个女的跟他说没啥事，就是调查调查，让他回去等结果，不想十七号早上再过去时就被告知人已经给拘留了。

我问父亲为啥不早告诉我，他说不想影响我考试，何况起初确实觉得不会有啥事。

除了捏紧拳头，我又能做点什么呢？

或者说，哪怕我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又能做点什么呢？

回想起来，从平阳到平海的路上，脑子都是懵的，而心脏剧烈跳动，像是被谁拧紧了发条。

控告和申诉都写了，前者交给了市检察院，后者寄到了省公安厅，结果都杳无音信，父亲表面上不动声色，但要说不急肯定是假的，短短几天内白头发都冒了一茬。

他想请律师，事实上我坐大巴赶回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已经咨询过了。

而我一再告诉他没啥事，别担心，我能搞定——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一如以往，父亲每天往猪场、鱼塘跑，前者有猪崽要照料，后者赶年关卖鱼，还真离不开人手。

小礼庄我去过一次，看了看姥爷，他老本就高血压，得知母亲的事后当场就晕了过去，所幸人无大碍。

说不上为什么，我十分厌恶老年人卧床不起病恹恹的样子，不是对谁不敬，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厌恶。

而这种时候，亲戚们除了安慰你，实在作用有限，甚至因为无能为力，连那些安慰都会显得有些虚假。

父亲说一帮亲戚朋友早就在小礼庄商议过，东拉西扯的，说到底都是扯淡，用到你时可以，一有麻烦就躲得远远的，生怕沾染他们。

说这话时，他牙都咬得咯咯响。

剧团的人往家里跑过两趟，之后就再没来过了，按青霞转述小郑的说法，于事无补不说，还耽搁老人休息。

奶奶倒是一反常态地情绪稳定，该吃吃，该喝喝，除了略微有些焦躁——她总说家里热得厉害，要开窗，要出去走一走。

元月二十一号打平海广场路过时，红星剧场的铁大门已经贴上了封条，查封单位是平海市公安局，但自始至终没收到任何通知。

打过两次牛秀琴的电话，都是关机。

虽然知道找她没啥用，那天晚上我还是没忍住，试探着问那个老姨不挺有本事，能不能让她想想办法。

谁知父亲一拍大腿站了起来，险些闪了腰。

“她？你当她是个啥好东西？她要能自身难保就烧高香了!”他猛抽几口烟，然后把烟头狠狠地扔进垃圾桶里，很快又捡出来，搁地上踩了踩，整个人直喘气。

虽然父亲说了个病句，但什么意思显而易见，连我以为会颇不满意的奶奶都没吱声反驳。

就是这个晚上，父亲又提出请律师。

搞不懂为什么，我不愿其他人参与进来，但老这样也不是个事，连确切的刑拘罪名都不知道，更别说申请取保候审了——我的计划已然被打了个稀烂。

我犹豫过要不要联系老贺，最后还是直接找了师父。

这个即将完成秃顶的矮个子男人起初假装不认识我，等说明来意，电话那头突然就沉默了。

当然，百般刁难是免不了的，任谁来都一样，预审大队的兔崽子们可谓教科书级的软硬不吃。

好在一番斗智斗勇后，拘留通知书总算是看到了，母亲被控罪名是受贿罪、洗钱罪和骗取贷款罪，字歪歪斜斜、春蚓秋蛇，比小学生强不到哪去，却没人笑得出来。

前后往平海二看跑了三四次，也只是送了些衣物和钱，会见当事人远比想象的难，甭管你义正言辞、撒泼耍浑，甚至扬言找领导，都没用。

最后不知师父使了什么手段，副所长还真出来了，两人在办公室谈了十来分钟，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二十四号下午再过去时，会面被批准了。

然而没让我进去，师父强调说我是律师助理都没能蒙混过关。

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其时我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会面大概二十来分钟，我却像煎熬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师父出来时很轻松，至少表现得很轻松，他说母亲情况不错，不用担心，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至于警方的控罪依据，虽不能说一头雾水，至少也是全凭猜测，除了一纸拘留通知书和母亲的几句话，我们手头什么都没有。

带着剧团会计跑了一天的银行、工商、税务后，师父列了个清单，对母亲不利的无非是几项资金往来，广义上和政府多少都有些牵连，比如艺术学校在工行的政策性贷款(七十万)、教学楼修缮占用的百分之二十五艺术教育专项补贴(八万多)、平海市政府颁发的年度文化贡献奖(第一年奖金两万，后三年每年五万)、来自中华体育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捐赠(人民币二十万和一套德国音响系统)以及红星剧场的租赁合同(甲方是平海市文体局，租金每年五万，合同期一次性十五年)，此外就是两个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无管理权投资(本地有名的某教育培训机构入股二十万，某福建房企入股四十五万)。

这两个企业是不是陈建军拉来的我不清楚，更拿不准该不该把此事透露给身旁的秃顶矮子。

不想还是师父先开口了，先谈资金，再论罪名，最后得出结论说，事儿其实不算事儿，不管银行贷款还是基金会捐赠都账目透明，奖金、补贴啥的也都是政府公开发放，有法可依、有据可循，至于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投资——如果所谓受贿罪指的是这个的话，且不说理论界对受贿罪的共犯构成存在争议，就算有定论，投资毕竟是投资，又不是赠与，还谈不上是谋取利益。

唯一有问题的大概是那个租赁合同，从市场角度看，租金略低，租期过长，可能违反一些程序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但后果顶多就是合同自始无效，扯到刑事责任上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了。

听他这么说，我想不激动都难，但紧跟着，师父话锋一转，说错就错在母亲运气不好，赶上风头了，陈建业一落马，基金会正在被调查，难免想要找个突破口，何况有人想要做掉陈建军，所以到底会弄个什么结果一时半会儿还不好说。

退一步讲，案件中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会怎么说，我们决定不了——“ 这其实是最大的风险。”

说这句话时，他有节奏地叩击着桌面，连下巴都跟着一摆一摆的。

我觉得他用力瞅了我一眼，虽然不敢肯定，脸还是瞬间涨得通红。

显然师父知道了母亲跟陈建军的关系，但并没有说出来，这反而让我愈加不自在。

得知刑拘罪名的第一时间，我们就申请了取保候审，结果连几天都没消息。

师父说这事可能有点难，让我不要抱太大希望。

他托关系找熟人，得到反馈说母亲这个案子打一开始就是双十一专案组亲自在抓，多半目标明确，不会是误打误撞。

他提到某位赵姓副组长，说这个赵什么新可难缠得很，典型的吞骨头都不吐渣的货色，以前在平阳某郊县公安分局当过一把手，后来去了省高检反贪局，2000年还是2001年被调去了最高检。

“好像在你们平海也干过两年公安，后来考了大学才走，之前还在哪儿当过兵。总之啊，这人不好弄。”

说这些话时，他坐在我对面长沙发的最右侧也就是以往母亲常坐的位置，父亲去了小礼庄，奶奶回了房间。

大量尼古丁拥堵在空气里，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这么痛快地抽烟，虽然生理上并没能体会到那种痛快。

对我这个师父，父亲非常满意——至少我搞不定的那些，矮子都搞定了——在他邀请下，前者到家里吃过两顿便饭，两次都是小舅主厨。

小舅的手艺严格上说还不错，从师父美滋滋地喝着茶可见一斑。

但我真不关心这位赵姓副组长是谁，我不明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明白说这些废话对案件有什么帮助。

终于不耐烦地，我打断他，问那到底该咋办。

他愣了愣，笑笑，让我不要急。

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结果等了老半天，他只是叹了口气。

矮子毕竟有自己的事，总不能老跟你这儿耗着，断断续续地在平海待了三四天，二十六号上午他就回了平阳。

取保候审决定书却一直没下来，我无事可做，只能天天卧沙发上看电视。

有天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张凤棠领着剧团几个人来了一趟家里，给奶奶提了点东西。

还没跟她婶长吁短叹地寒喧几句，她就捞捞我胳膊，问现在到底啥情况了，我姨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我从平阳请了位大律师。

老天在上，看着这一屋子半生不熟的人，我实在没有任何说话的欲望，就随口说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出来，“那敢情好啊。”

张凤棠说。

虽然紧跟着，她立马笑了笑，但某一刻打嗓子眼里溢出的那种尖酸，扑鼻的香水都难以遮掩，熏得我直发抖。

众人一阵尴尬，谁都没说出什么像样的话来。

奶奶想留他们吃饭，大家都婉拒了，说实在的，父亲不在家，就我们一老一少，自己吃口饭都困难，还想着留人吃饭？

张凤棠说晚上谁谁谁请客，有光不沾说不过去。

她嗓音高高的，像是又回到了戏台上。

在门口，他们跟奶奶说了好一会儿话，我坐着没动，更无意细听。

本以为人都走光了，不想关上门没多久。

张凤棠又拐了回来，她把我喊出去，让我别多想。

“想也没用，给你奶奶就拣好听的说，啊？”她努努嘴，半晌长吁了一口气。

取保候审申请书没能收到任何反馈，哪怕是负面的。

元月二十九号，拘留期限即将届满的前一天，师父突然打电话来，说母亲被批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