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正月十六的早上我是被一声直冲云霄的哀号惊醒的。

其凄冽、冰冷令缩在被窝里的我都打了个寒战。

有一刹那我以为来地震了。

羞愧地说，自打九八年冬天张岭那一小震后，呆逼们都眼巴巴地期盼着平海也能依葫芦画瓢地来一出。

然而总是事与愿违。

那天自然也不例外——哀号很快变成了呜咽，时断时续，大地却稳当如初。

于是我想，没准老赵的小老婆又被何仙姑附体了。

她总是擅于被各路神仙附体，有时是九天玄女，有时是吕洞宾，多数情况下是何仙姑。

何仙姑喜欢用评剧的形式教育大刚夫妇，尖酸刻薄，宛转悠扬，十分精彩。

这么瞎想着，昏昏沉沉地，我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

像是打楼上下来，咯吱咯吱响，很快就进了堂屋。

没一会儿它又出现在院子里，穿过走廊，在我门口消失不见。

片刻后，卧室门被叩响：林林。

不知为何，我没敢应声，而是扫了眼窗户。

那里白茫茫一片，似有道亮光欲穿透窗帘蓬勃而出。

但母亲还是推门而入。几乎与此同时，哀号再度响起，我不由又打了个寒战。

“林林？”她隔着被子拍我一下，“快起来，今天不用去学校了。”

“咋了？”我总算露出了个脑袋。

“你爷爷没了。”

母亲背对着我在床头坐下，声音干涩而轻快。

朦胧晨光中她披头散发，裹了条黑呢子大衣，却在不经意间携着整个寒冬卷土重来。

我不知该说点什么，只好又缩回了脑袋。

我甚至忘了挤出几滴眼泪。

半晌，母亲站起来，轻叹口气：“下雪了。”确实下雪了。我又扫了眼窗户——理所当然，那道光更亮了。

爷爷死于心肌梗塞。

头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一早整个人都凉了。

多么奇怪，他老人家身上有那么多病——高血压，气管炎，糖尿病，又中了风、瘸了腿，最后却被心肌梗塞一举命中。

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也说不好。

至少这个噩耗令恢复自由的父亲沉默了好几天，尽管负责接人的陆永平早早给他通了气。

当然，也没准是奶奶的表现太具感染力。

不等父亲进门，她老人家就奔将出去。

在即将碰触到儿子的一刹那，她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嚎道：“你爸没了！”

虽然抱着奶奶，但我却无力控制她肆意奔放的声带颤抖。

那跌宕起伏的冲击力令我鼓膜发麻，连拂过门廊的阳光都在瑟瑟发抖。

于是陆永平就关上了大门。

他提着个破包——长脸一如以往般黑亮——狠狠地吐出俩字：“哭啥！”

其时父亲已跪到了地上，而胡同里的脚步声越发细碎而清晰。

母亲搀着奶奶，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那刚洗的头发却裹着浓郁的清香，不时拂过我的脸颊。

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个难以保守秘密的人。

九九年春天杨花漫天时，我走在路上，老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或许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剧烈变化，未必地动山摇，却足以让人兴奋得难以入眠。

然而那个四月上午见到父亲时，我却冷静得如同寒冬腊月的平河水。

他瘦了点——当然，也可能没有，刚剃的圆寸衬得额头分外光亮。

而青筋已在其上浮凸而起，顺着脸颊后侧蔓延而下，又在脖子上编织了一张网。

配合着大张的嘴，眼泪无声地涌出，聚于鼻尖，再无可奈何地汇入透明闪亮的鼻涕。

阳光明媚，一切却在摇摇欲坠。

我吸吸鼻子，瞥了陆永平一眼。

他扭身拴好门，总算拽住了父亲的一只胳膊，依旧是俩字：“行了！”

后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一把甩开陆永平——与此同时，眼泪和鼻涕的混合物终于砸到了地上——在奶奶的伴奏下，连磕了数个响头。

具体是几个，我也说不准。

只记得那咚咚巨响沉闷瓷实，像是土地爷擂起了一面神秘巨鼓，连门外的窃窃私语都被淹了去。

中午母亲做了几个菜，印象中很丰盛，毕竟奶奶唠叨了好几天。

留陆永平吃饭，他却连连摆手。

我只能在奶奶的吩咐下追到了胡同里。

他拉开车门，皱了皱眉：“回去。”

我希望他能再说点什么。

然而没有。

直到松花江倒至街口掉了个头，陆永平才喊了声林林。

我刚要过去，他又摆了摆手。

刹那，那辆坑坑洼洼的银灰色面包车便绝尘而去。

我倚着红砖墙，呆立了好半晌。

后来母亲喊我吃饭，于是我就回去吃饭。

路过厨房窗口，我往里面扫了一眼。

母亲撇过头来，脆生生地：“端菜！”

堂屋门帘是奶奶撩的，尽管她老人家还在抹泪。

父亲则坐在沙发上，垂着头，闷声不响。

而电视里，艾弗森正龙腾虎跃。

当晚小舅和小舅妈来了一趟，送了几条鱼，记得还有只野兔。

之后的某一天，兔头被我掇了去。

等啃到大板牙时，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

奶奶疯狂地给我捶背，骂道：“让你馋！”

那会儿她老已搬到我们院来，住在我曾经的卧室。

我嘛，被撵到了楼上——那种干燥粗粝的粮食霉味萦绕于我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

东院却空了许久，直到那年冬天蒋婶一家才搬了进去。

我的理解是他们在何仙姑附体和爷爷老死间作出了某种权衡。

而这，总体上是成功的。

尽管2000夏天，二刚的死亡将被何仙姑归咎于此次不合时宜的迁居。

父亲出狱后在家沉默了好久。

光那个闷坐在沙发上的经典姿势都持续了两三天。

后来他索性躺了下去。

奶奶整天唠唠叨叨，时悲时喜时怒时怜。

母亲却听之任之。

我甚至很少见她和父亲说话，连喊人吃饭都要劳我大驾。

那阵正逢中招冲刺，又是实验加试，又是体育加试，文化课还忒多，其劳心强度比起高考也不惶多让。

然而不知为何，就这一溜屁的闲暇空隙，我也觉得杵在家里别扭。

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林林。”

“嗯。”

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

而直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猛然撞见父亲时，我才叫了声爸，仿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似的。

父亲叼着烟，边往外挪边提裤子。

他惊讶地说：“起这么早？！”

其时天已蒙蒙亮，母亲也做好了早点。

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

那年春天母亲带高一，每周逢双有两节早读课。

娘俩却很少同行，理由是我嫌她骑车慢。

午饭倒经常在一块吃，理由是“你营养得跟上”。

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

唯一的例外是五月初的一天，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

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

我扒着白饭，连头都没敢抬。

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

“那咋行？”

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

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