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来电话时，第四节刚开始。

马刺落后六分。

二十八岁的蒂姆邓肯被四十岁的卡尔马龙搞得心烦气躁，科比布莱恩特哑火后沙奎奥尼尔正满场撒泼。

即便跑到了阳台上，国产音响迫人的欢呼声依旧不绝于耳。

“干啥呢，这么吵。”

“看比赛，咋了？”

“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个零号楼？老高，大玻璃，”停顿片刻，“得有三十来层吧？”

“四十二层，咋？”我盯着窗户上若有若无的人影，声音都有点沙哑。

“我就搁这儿站着。”母亲笑了笑。或许她并没有笑，但笑意却弥漫而来，浓郁得犹如此刻身后的阳光。

我赶紧洗脸刷牙，完了给陈瑶打了个电话。

当她的声音传来，我又不知说些什么好了。

瞎扯一通后，她问我什么情况到底。

我说：“我妈来了。”

这下轮到陈瑶语无伦次了。

她先说哦，又说妈呀，然后就没了音。

我说喂。

“嗯，”她沉吟片刻，又沉默半晌，最后问，“我先不去行不行？”近乎哀求。

出门时费舍尔换下了佩顿，而上一场最后0.4秒正是前者绝杀了邓肯。我突然为马刺捏把汗。

母亲果然在，令人惊讶。

每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见到她，我都会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但她确实近在眼前。

零号楼的梯形平台巨大而阔气，母亲站立其上，在被平阳的风拂动头发的同时，又被身后巨大的钢化玻璃纳入腹中。

“来了也不提前说声。”登上台阶时我肯定眉头紧锁。

母亲双臂抱胸，笑吟吟的，却不说话。等我走近，她才拍拍我：“就是要杀你个措手不及啊。”

我确实措手不及，只好吸了吸鼻子。身前的女人香喷喷的，杵这么个地方有点过于夺人眼球。

“走啊，哪儿吃去？”我接过手袋，抬腿就走，在此之前偷偷瞄了一眼玻璃。母亲着一身银灰色西装套裙，饱满的丰臀在细腰下浮凸而起。

她跟着我挪两步，又停了下来：“急啥，等个人。”

“谁啊？”我有种不详的预感。

“来了你就知道喽。”

风真的很大，母亲仰脸笑了笑，眼睛都眯了起来。几乎与此同时，她语调一转：“咦，差点忘了，陈瑶呢，还要藏啊？”

“哟，这次没把名儿忘了。”

“妈记性是不行了，生怕再说错名儿把儿子给得罪了，专门拿个小本本抄了几十遍。”

我无话可说，只能切了一声。母亲挽上我胳膊，笑靥如花：“人哩？”

“人有事儿，来不了。”我不看她，却能感到聚光灯一样扫来的目光。片刻后，实在忍无可忍，我扭脸说：“真有事儿啊。”

母亲哼了一声，随后就笑了出来，秀发乱舞中露出晶莹的耳垂和白皙的后颈。

即便笼罩在阴影中，那温润的脸颊也直晃人眼。

我不由呆了呆，然后就看到了贺芳。

她骑着自行车，打西侧甬道缓缓驶来。

阳光把玻璃生生切下一块，于是老贺和自行车都开始变形，仿佛冰块在消融。

见了我，老贺并未表现出恰如其分的惊讶。这就叫狡猾。她甚至对母亲说：“严林啊，聪明，好学生一个！”

我只好帮她把自行车扛了下去。

接下来，我以为她会拿走属于自己的车。

然而没有。

老贺挽上母亲的胳膊，便自顾自地朝前走去。

我也只能推着车在后面跟着。

正值周末，校园里人来人往。

我们仨像某种奇怪的展览装置，几乎吸引了迎面而来的所有目光。

这种感觉很不好。

而老贺还要时不时地扭过脸来，不知是提到了我，还是担心自己心爱的车。

老实说她也不算矮，但跟母亲站一块就如同被削去了一截。

这种感觉就更奇怪了。

何况老贺屁股后还长了双眼睛。

没错，就趴在雪纺长裤上，冲我一眨一眨。

上周六补的是5月4号的民刑两大件。

老贺姗姗来迟，匆匆离去。

事实上呆逼们曾打赌她老为情所伤，一时半会儿怕是难以复原。

所以老贺能来上课已是全天下伤心人的胜利。

我一度以为也是我的胜利。

关于论文，她提都没提。

课间我故意在她眼前晃了晃，也没收到任何催促或警告。

这让我天真地以为自己度过了难关。

当然，我也并未真的打算不写。

我只是觉得，既然你不急，我也无需太为难自个儿。

遗憾的是到了周三，我便被老贺一举击倒。

毫无防备。

临下课时她突然当众说起论文的事，扬言看来我是准备好挂科了。

老天在上，我真的不曾有此准备。

我赶忙说已完成，添上目录索引，周四就能交。

又不是毕业论文，要什么目录索引，日他妈的。

当天我夜以继日，东拼西凑，以期能蒙混过关。

不料，这直接惹毛了办公室里的老贺。

一声不响地读完全文后，她毫无征兆地上窜下跳起来。

她说我“写的是屁”（原话如此），说王利明王泽鉴都能抄一块，竟然还有拉瓦茨，说我胆大妄为真是闻所未闻。

最后她把那几页纸扔我脸上，声嘶力竭地总结道：“抄都抄不好，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啊，怎么不去死呢！”

她是这么说的。

最后一句还重复了一遍，以示强调。

然后大滴大滴的眼泪就砸到了地上。

起初我以为是汗，你知道的，高强度劳动的等价交换物。

但后来老贺呜咽起来，我就明白世间本不该有如此汹涌的汗水。

我只好关上了门。

老贺扶额在办公桌前坐了许久。

我估计得有小半个钟头。

等她起身抹脸，戴上眼镜，再看到我时，似乎有些惊讶。

移了移鼠标，她缓缓坐下说：“两周时间，好好写，没有下次了。”

一路上她俩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清，总之唧唧喳喳的，全然忘却了我这个苦劳力。

午饭在校宾馆餐厅。

等在包间里坐下，我才发现眼前的两人脸蛋都红扑扑的。

真是不可思议。

据母亲说，贺芳跟她在大学里做了三年舍友。

那会儿X大还在平阳西南角，和省师大背靠背，因为物资匮乏，俩高校难免共享一些资源。

基本上86年以前（母亲说起码83年她毕业之前），整个校家属院都是混杂区。

根据每年入校生的名额，教育部和省教育厅会修修补补见缝插针地安排宿舍。

有时连教职工都无法幸免，不少人甚至要和学生们共居一室。

母亲宿舍八个人，省师大和X大各一半，但法学专业只有老贺一人（事实上整个X大78届只有五个法学生）。

性格原因，两人走得还挺近，直至贺芳考研去了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