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更安静了。

央视解说员索性结巴起来。

“啥意思？”母亲声音轻轻的，像是刚打睡梦中醒来。

父亲没吭声。

或者我们假设他没吭声。

因为紧接着室内“嘭”地一声脆响，宛若奏起了礼炮。

与此同时，母亲说：“啥意思严和平？”

还是很轻，却像是用尽了全部力气，你一听就知道。

父亲仍然没吭声。

或者我们再次假设他没吭声。

因为一番喘息的间隙，室内同时响起了很多“嘭”，也不光是“嘭”，兴许掺杂着“咣当”、“啪”、“叮当”如此等等吧。

像是搓麻将，或者下饺子，再或者坦克碾压人群，一种规模效应，排山倒海的感觉。

我盯着牛背上四仰八叉的乡巴佬愣了好半晌。

要说吵架拌嘴，父母未必比其他夫妻少。

但劈劈啪啪摔东西在我印象里不说没有吧，也并不多见，起码就我亲眼目睹来说，是个零。

等乡巴佬终于在唏嘘和叫嚷中摔下牛背时，我快步走向父母卧室，片刻后叩响了房门。

很有礼貌。

里面立马没了音——兴许有粗重的喘息，我也说不好。

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

良久，我听到了母亲的抽泣。

轻巧，迟疑。

像是雨后荷叶上的水珠，圆润饱满，谁也说不准它会在哪一阵风中滚下那么一粒。

我再次叩响了房门，粗鲁了许多。

这下连荷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竖起耳朵，里面悄无声息。

我叫了声妈，没人应声。

我拧了拧把手，反锁住了。

我说爸，依旧没人应声。

于是我就放弃了。

面壁般，我呆立着，对着木门，对着轻轻晃动的倒“福”。

我多想抽根烟啊。

屋里的两人像是消失一般，杜绝了任何生物活动的迹象，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发现他们竟有如此能耐。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捕捉到了父亲的叹气声，粗哑得像倒挂的肉猪喘出的最后一口气。

一阵哗啦哗啦响，母亲飞快的脚步声，持续了十几秒后，锁簧发出一声愉悦的呻吟。

门开了。

母亲拎着包冲了出来，脸颊通红，面无表情。

一溜风似地，她携着一抹馨香从我面前飘过，令人手足无措。

我往屋内瞄了一眼，没看到父亲，也没看到想象中的一片狼藉。

母亲在玄关口换鞋，先是屈膝弯腰，后来索性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她费力地往脚上套着靴子，任我喊了两声妈都无动于衷。

我默默走过去，挨着她蹲了下来。

我能看到那光洁的额头上沁出的细密汗水。

我捉住了她的臂弯，然后是手。

母亲顿了一下，总算瞥了我一眼。

那两汪饱满的湖水天旋地转。

她迅速低下头，又把脸歪向右侧，却再次神经质地垂了下去。

“不行了，不行了，”她说，“再这么憋着真要把你妈憋死了。”

这么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真的掉了下来，热乎乎的，砸在我的手背上。

从小到大，绝无仅有。

我攥着那只小手，用力吸了吸鼻子。

半响我才问咋了。

这时母亲已在右胳膊上擦干眼泪，顺利地穿上了另一只靴子。

她闷声不响地站起身来，抓住羽绒服就扭身去开大门。

我只好死死按在了门锁上。

母亲垂着头，轻轻说：“松开。”

于是我就松了手。

一股清冽的冷风袭来，我贪婪地喘了口气。

就这一刹那，我才瞥见父亲站在身后，就在主卧门口一动不动，像棵生长多年的榆木。

奶奶的声音也适时地传了过来，饥渴地灌进我失聪多年的耳朵。

她说：“啥话不能好好说，啊，有啥话不能好好说？”

拿腔捏调，抑扬顿挫，真真跟唱戏一样。

而我己顾不得这许多。

在楼道里我总算喊住了母亲。

她边穿衣服边往下奔，我吼了声“到底咋了”，她才停了下来。

“到底咋回事儿？”我攥住扶手，轻声说。

马尾晃了晃，母亲撇过脸来。

是时，通过旋转的楼梯口，伴着小孩的鬼叫，楼上传来一嗓子空旷雄厚的女声：“不吃饭是吧？不吃饭是吧？ 一会儿喊饿我不打死你个屄崽子！”

显然母亲也听到了，她垂下眼皮，说：“问你爸去。”

不可控制地，我猛一哆嗦。

霎那间，蒋婶白白胖胖的身子，海飞丝，顶楼门廊下干枯的死蝙蝠，所有这一切像再也遏制不住的酸水从我胃里翻涌上来。

我不得不喘了几口气。

而母亲抬脚就走。

我紧追两步，问：“你去哪儿？”

她好歹停了下来。

隔着楼梯拐角，我越过母亲脑袋盯着她身后白墙上的红色污迹说：“别跟他一般见识。”

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我也不搞懂为什么要这么说，它就这么恰如其分地蹦了出来，我别无选择。

母亲扭脸瞅了我半晌，最后拎了拎包说：“乌鸦别说猪黑。”

在楼道里呆了许久我才哆哆嗦嗦地回了家。

父亲在客厅里坐着，依旧是新年诗会，至于他老有没有看进去我就说不好了。

奶奶还在屋里唠叨，说了些什么只有老天爷知道。

挨沙发坐了好一会儿，父亲才问，你妈呢。

我说不知道。

于是话语权便又让给了电视里假模假式的主持人们。

就这么呆坐一阵，他问吃啥饭。

搞不好为什么，我突然就心头火气，嚯地站起身来说：“不吃，还吃个屁饭！”

父亲仰起脸吃惊地看了我一眼。

虽然目光旋即就垂了下去，肢体却好半晌才恢复了动作——他双手下滑，在两侧裤袋上徒劳地摸了摸。

犹豫了下，我把兜里那半盒红梅给他撂了过去。

晌午闷了点咸米饭。

在我印象中，这是除了炒鸡蛋和下面条外父亲唯一会做的饭。

至于排骨和小牛肉，他说得请教请教小舅，上次学艺不精，这次还是不动为妙。

午饭奶奶倒吃得挺香，当然，免不了要听她老抱怨——“和平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干嘛老惹人生气？”

“你妈啊，脾气就是犟，我看(她)也是越长越大了。”

“打是亲骂是爱，哪有夫妻不吵架？孩儿都这么大了，别太过就行！”

饭后父亲就回了小礼庄，临走打电话叫来了护工。

三十来岁一媳妇儿，不黑不白，瘦瘦高高的，说起话来细声细气，天知道奶奶哪来那么大怨气。

我躲房间里给母亲打电话，一连好几个都是关机。

一觉醒来，她竟回了个电话过来。

或者确切说，母亲打电话搅浑了我零四年的最后一个午觉。

直截了当，她说她有事儿去林城，刚到。

具体是啥事儿，她没说，我当然也没敢问。

之后就是沉默。

良久，母亲问中午吃啥饭。

我如实回答。

她又问护工来了吧，我说嗯。

随后，母亲就挂了电话。

她说：“挂了。”

就是这样。

或许有那么一两秒，体内有种冲动驱使我说点什么，但不等话出口，字字句句便烟消云散。

而天不知啥时候阴了下来，我盯着窗外触不可及的灰影发了会儿呆，然后就打了个老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