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那叫bachata，翻译过来就是情人之舞，一种南美双人舞，在国际上不流行，在国内更是小众中的小众，她也是在英国学的，这几年得闲一直在推广这个舞蹈。

当然，碍于国内环境，收效甚微。

“这个舞吧，挺好的，”她说，“有空你们也可以学学呀。”

打三角楼出来大波骂我是不是吃屎了，这么骚。

这个我也不清楚，甚至对此，我的惊讶程度并不亚于他老。

不过我还是两手捧胸浪笑着颠了颠，就像那里真长着两坨肉。

大波“日”了声就走了。

我问规划书咋办，他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让我自己搞定。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二十来首作品中挑几首精品很轻松，但要挑十一首差不多的，那就难于上青天了。

我们讨论过两次，也没拿出什么好主意，规划书只能一拖再拖。

此种情况下，陈晨便作为一个信使出现了。

这是北国一年里少有的无球可打的日子，那几位老乡我也是许久未见。

那天晚上陈晨直接现身于宿舍门口，和李阙如一道。

我当然很惊讶，甚至有些窘迫，后者或许要归功于暖气中令人忧伤的脚臭味。

他开门见山说节前就能录音，过完年录音室怕还有其他项目，所以——“规划书啥的你们啥时候能搞定？”

想都没想，我说第二天就能搞定。

于是他就替我约了个时间。

日他妈的，真是谢谢他了。

第二天临行前我给白毛衣打电话确认了下，她说：“行，你来吧。”

结果到了三角楼下，一眼我就看到了陈晨。

他穿了身曼联的冬季训练服，两手操兜站在正门前，像个吉祥物。

搞不懂这是过于热心还是咄咄逼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要录音呢。

在通往沈艳茹办公室的漫长旅途里，我俩也没说几句话，于是古老的木质地板呻吟得越发夸张。

有那么几次我甚至觉得再这么一脚下去，我们定会在猛然出现的窟窿里应声坠落。

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结果，我试着找了好几次话头。

有一次我问那辆保时捷咋样，他说：“还行啊，你要不要玩玩？”

我赶忙摇头，他说：“真的，不开玩笑。”

起码看起来很真诚，但我真不知说点什么好。

对修改后的规划书沈艳茹还算满意。

不过鉴于她并不熟悉我们的作品，满意不满意的，都是虚的。

这一点她也不否认，她说她不了解我们的音乐，但她了解小样，“小样就是精萃，要猛一点，不要考虑什么多样化复杂化系统化，不要考虑旋律，拿出你们最有特色那部分就够了”。

老实说，受益匪浅啊，哪怕我自诩听过上百张国内外各色小样——这等见识怕是超验的。

后来沈艳茹说：“你俩都是平海的吧？”

她面对我，但谈话对象显然也包括在一旁沙发上埋头抠手机的陈晨。

我不明所以地应了声，愣头愣脑的，而陈晨只是抬头往这边瞥了一眼。

“噢，老乡。”沈老师笑了笑，用四川话说道。

陈晨没吭声，我也不知说点什么好。想了想，我说：“咱们学校平海人挺多的。”

“是吧，咦——”白毛衣抿口茶，猛然单手叉腰挺了挺胸，语调随着起伏的曲线一并上扬，“对了，那个……那个张老师是你妈吧？”

“啊？”

“张凤兰，搞剧团的，凤舞剧团那个？”

只觉玲珑的白色曲线在眼前不断放大，好半晌我才点了点头。

白毛衣馨香扑鼻，笑容可掬。

陈晨又往这边瞥了一眼，旋即注意力就回到了手机上。

这位疑似多动症患者不间断地抖着他的长腿，显得无比怪诞，纳闷的是现在我才发现。

他的中分头更长了，娘们儿一样贴头皮捋在耳后，这样一来那张瘦削的脸便越发显得苍白。

虽然知道不应该，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陈建军，冬日开始变得炎热。

“挺好的，民营剧团，艺术剧团，你妈也是个女中豪杰。”

“你咋知道……咋认识的？”我只能笑。

“该认识自然就认识了，打听得挺细！”

白毛衣手捧茶杯踱了两步，笑笑，“录音这事儿先就这么定啦？有啥子补充的，咱回头再说，毕竟这考试啊，乃当头大敌。”

沈艳茹说的对，每逢此时节，傻逼们个个学得昏天暗地。

我要是老天爷，定会为之日月无光。

令人意外的是，考前一周，母亲来了一次平阳。

也没提前打招呼，她径直打电话来让我喊上陈瑶，一起吃个饭。

在我们夜以继日地与寒冷和崭新的教科书作斗争的过程中，这样的一顿便饭无疑比家电下乡还要温暖人心。

还是那家川菜馆，老贺也在，这倒没多让人吃惊。

但当老贺操着一口沈阳普通话笑眯眯地问我复习得咋样了时，一道阴影还是不免袭来，我甚至没骨气地想，倘若私下单跟老贺套套近乎，没准儿能（否）套点题出来。

当然，想想挂科的李阙如，瞬间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起来。

饭间我问母亲干啥来了，她说还是学校那点事儿，戏曲老师没啥大问题．现代艺术老师还差几个，这个师资问题开春前就得搞定，不然秋天正式开学就有的哭了。

顺嘴我就提到了沈艳茹，我说：“俺们学校有个艺术学院的老师认识你，吓我一跳。”

“噢，”母亲抿口橙汁，脸蛋红扑扑的，“就是请人家帮的忙。”

“谁啊？”老贺问。

“咋认识的？”我问。

“上次给你说那个，一个姓沈的副院长，”母亲面向老贺。

在我犹豫着是否该把自己的问题重复一遍时，她总算转向了我：“就平阳一个戏曲届的前辈，也是人托人，七拐八绕的。”

“哦。”

“你看办点事儿难不难？”母亲笑着给陈瑶掇了两筷子青菜，“快吃快吃。”

最近母亲脸色不错，我祈祷家里那些破事能够早日过去，就像瓦刀抹平砖缝。

至于母亲有没有搬回去住，我不知道，也没机会问。

当然，说说而己，即便真给我与母亲独处的机会，我也拿不准自己会不会问。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所能找到的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最好方式。

至于论文项目，前期材料己整理得差不多，老贺就相关专题罗列了十来个选题。

她的意思显而易见：所有参与此项目的人，谁也跑不掉。

元月二十五号，也就是腊月十六那天，为期三日的期末考正式开始。

考完行政法的那个阴沉下午，我到校门口的农行取钱时，竟然碰到了梁致远。

老实说，在这一年的某些时刻我时常会想起这个三千张老牛皮，但就这么陡然相遇，我还真是吓了一跳。

粱致远穿了件藏青色的商务羽绒，和这硬邦邦又黏糊糊的天气一样，看起来颇为臃肿。

因为戴着帽子，我也猜不准他的大背头是否如以往那般一丝不苟。

不过灰条纹围巾下的白色衬领隐约可见，它和黑框眼镜后那双闪亮的眼睛一起告诉我，这人还是梁致远。

冷清清的大学城街道上，两人都愣了下，但还是他先开口了。

他问我还没放假呢，我说快了，他说好久没见了，我说是啊，他问大冷天儿的出来干啥，我实话实说，他指指大学苑，说他来处理点事儿，我了然于胸地点了点头，自己都觉得滑稽。

之后，理所当然，梁总要请我吃饭。

我倒没混饭吃的意思，但还是问他吃啥。

“随便啊，”他说，“你想吃啥？”

“寿司？”说不上为什么，这个词脱口而出，堵都堵不住。

“可以啊，”梁致远笑笑，“你时间要充裕，咱上新区吃。”

老牛皮在阴冷厚重的愁云下依旧充满磁性，我却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只觉心里黏糊糊的，也不知在想些什么。